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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紅:西方民粹主義的話語政治及其面臨的批判
2019年04月18日 10:30 來源:《政治學研究》2018年第4期 作者:林紅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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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林紅,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北京 100872

  內容提要:建構“人民”,定位“人民”的敵人,進而確立“人民”對“其他人”的二元世界觀,這是西方民粹主義話語政治的內在邏輯。這種話語政治凸顯一種反抗性特質,有其特定的社會性與政治性根源,前者指向各種經濟與社會需求的不能滿足,后者涉及政治生活的沖突本質。民粹主義政治的孕育發展依賴其標志性的話語動員策略,即訴諸否定性話語動員、簡單化政治和激情政治等手段。面對民粹主義的挑戰,歐美主流政治全面反擊,為其貼上了極權主義、暴民政治和不事建設等標簽,但是卻對民粹主義的認識論價值缺乏足夠理解,對造成民粹主義的制度根源缺乏足夠反思。民粹主義的挑戰與主流政治精英的圍剿周而復始,正是西方政治深陷其中的真正困境。

  關 鍵 詞:民粹主義/反抗性政治/大眾政治/話語動員

  在西方政治史上,民粹主義被視為最棘手的秩序挑戰者,代表著一種徹頭徹尾的反建制力量,代表著一種來自“中心地帶”(heartland)的反抗政治①。反抗性是西方民粹主義承自古老傳統的基因,在政治史上有過最激烈的展現,是觀察民粹主義與西方主流政治相互關系的最佳視角。當下,歐美主流政治身陷民粹主義之困,民粹主義持續挑戰,建制派精英則全力圍剿,本文認為,有關民粹主義的研究需要超越現象描述,深入到民粹主義的觀念內核與話語體系,從反抗性政治的維度來理解民粹主義與主流政治的復雜關系,進而認識自由民主政治的歷史性局限。

  一、民粹主義的“人民”建構與二元價值觀

  民粹主義的反抗性特質來源于它對理想政治生活的設定。民粹主義對政治主體與政治對手有著獨特的想象,正是以這種想象為基礎,它建構了一套只屬于自己的對抗性話語,在現實世界展開了一場又一場聲勢浩大的大眾反抗政治。

  顧名思義,民粹主義是一種宣稱“以民為粹”的主義,召喚“人民”、訴諸“人民”是其標簽式的印記。雖然“人民作為政治主體的每一種設計,站在人民立場上的每一個行動并不本質上都是民粹主義的”②,但是在民粹主義的范疇內,“人民”以確定的、肯定的方式存在著。作為一種唯一訴諸于人民力量的思想或運動,民粹主義需要一種具有超然偉力和崇高道義性的“人民”,就如同許多國家寫在憲法中的作為主權者的“人民”一樣。“人民”是構成民粹主義意識形態的觀念內核,它具有以下概念特征:

  第一,主體性。在民粹主義中,“人民”是普遍政治主體或歷史行動者,這一“‘人民’并不存在于任何有限的意義上,他們是政治話語的一種聲音”,是在政治話語的質問中存在的一種主體、一種主體性或一種主體狀態③。當“人民”成為政治的主體時,民粹主義便開始建構自己的政治邏輯。厄內斯特·拉克勞(Ernest Laclau)在論證民粹主義作為一種政治邏輯時,認為“人民”成為一切重建的且有效的政治規劃的希望,成為了政治的唯一主體④。主體理論是在黑格爾(G.W.F.Hegel)提出作為主體的世界精神、奧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和赫伯特·斯賓塞(Herbert Spencer)提出社會-主體的概念之后逐漸形成,馬克思進而提出了著名的階級主體概念,論證了人民成為主體的觀點。雖然拉克勞否認他的“人民”的概念與經典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是相同的思考社會同一體建構的方式⑤,但拉克勞關于人民主體性的見解,顯然淵源于馬克思。

  第二,抽象性。人民雖然可以在現實層面有具體所指,但在民粹主義話語中卻是抽象的、高度概念化的,就像憲法中提到“主權屬于人民”時所指的人民,如同“憲法中的上帝”,或者“制憲權的歸屬主體”一樣超越具體。換言之,人民是被外部力量如憲法、歷史或者政治人物塑造的抽象概念。拉克勞指出,人民“從來都不是一種基本事實,而是一種建構”⑥,他提出過一個非常復雜的虛空能指的概念,用來指把不可能性作為可能性表達出來的概念,也就是僅把意義領域的界限表達出來的概念⑦,適用于這一理論的概念有社會、權力、霸權,也包括人民。拉克勞在2006年發表的“為什么建構人民是激進政治的主要任務”一文中特別討論了“民眾陣營的符號統一體的建構”問題,認為人民是必須建構出來的抽象概念。

  第三,同質性。這意味著人民是一個整體性概念,它與人民之外的其他社會成員是一種異質、多元的關系,比如人民與精英之間是對抗性異質關系,但是人民內部卻是一元的、同質的。拉克勞認為,“一切政治同一體必然都是民粹的”⑧,根據奧爾特加·加塞特(Jose ortegay Y Gasset)的觀點,人民群眾的形成“往往意味著組成群體的個人在欲望、思想觀念和生活方式上的一致”,他擔心“一個同質化的大眾正在公共政治生活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⑨。保羅·塔格特(Paul Taggart)用“中心地帶”的政治來指代民粹主義政治,這個“中心地帶”就是一個不可分割、無差異的人民的象征,“‘人民’被描述為一個整體,他們被視為一個缺乏基本分化的單一實體,是統一的、團結一致的。”⑩強調人民的同質化特征正是為了創造民粹主義所需要的源于人民內部的團結一致感,因此,民粹主義傾向于忽視人民內部的差異性,主張人民是超越階級、性別與代際的多樣性而存在的。

  第四,道義性。民粹主義者從來沒有掩飾對人民的創造性和道德優越性的崇信,認為人民具有極高的道義性,“美德只存在于普通人身上,他們是占絕對優勢的大多數,美德也只存在于集體的傳統之中”(11),在這個意義上,民粹主義等同于人民至上主義或者拜民主義。19世紀法國浪漫主義歷史學家儒勒·米什萊(Jules Michelet)的《人民》一書就是為人民獻上的贊歌,在他看來,人民是慷慨大方的,愿意自我犧牲和充滿人道主義精神的(12)。民粹主義者用人民來命名他們的主義,就是將人民視為一個正面的、積極的概念,充滿著道德感和歷史進步性,“我們的‘人民’概念是指那些不僅全力參與歷史的進程,而且占據歷史、加快它的前進步伐、決定它的發展方向的人民。”(13)有了這種極具道義性的人民,那些能夠更為有效且真實地代表“人民的意志”的力量(個人或組織)就有了足夠的行動合法性,因為“人民的意志”具有最無可辯駁的道德合宜性。

  民粹主義創造具有這四種特征的人民,出于一個不言自明的動機,即通過建構人民,宣稱與人民有直接、緊密的聯系,成為人民的專屬代言人,因為“誰開始代表‘人民’說話,反對當前權力集團的匯聚,誰就是游戲的贏家,盡管只是就時下而言”(14)。任何一個政治共同體內部必然存在多樣化的聲音和認同,這意味著共同體內部必然是異質的,政治家希望代表全體人民的任何要求都無法令整個共同體滿意。“當一個民粹主義領導人聲稱要為‘人民’發聲時,被稱為‘人民’的主體不包含、事實上也無法包含既定共同體內的所有公民”,民粹主義者只是“把政治共同體所有公民中的‘平民’(中下層)等同于‘人民’”而已(15),這些中下層平民成為渴望安定與秩序、信守傳統并且維護道義的人民,而共同體中的其他成員,如權貴精英、外國移民不能算作人民,底層社會中“具有破壞性的危險群體,如失業者、盜賊、乞丐、市井無賴等”也很難被歸入人民之列,因為“他們是動蕩不安的主要根源。”(16)于是,那些不屬于人民范疇的共同體成員從“純粹的人民”中被剝離出去,民粹主義就這樣通過確認誰不是人民而確認了誰是人民,“人民的存在來自于其在組織構成上的被排除在外的對立面,來自于敵人被外化為實際的侵入者、障礙”(17)。

  因此,支撐民粹主義話語世界的,除了“人民”這個核心概念,就是在此基礎上發展出來的關于“人民”對抗“其他人”的二元價值觀,這是民粹式反抗性政治的價值觀基礎。民粹主義的人民在這種對抗性關系中成為了“我們的人民”,即作為“我們的同胞親朋”的人民,這無疑是一個對抗性、排他性的概念。當土耳其的雷杰普·塔伊普·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在2017年初接受正義和發展黨總統候選人提名時說“我們是人民。你們是什么?”的時候,當美國的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競選期間宣稱“真正重要的是人民的聯合一體,因為其他人毫無意義”的時候,當英國獨立黨的奈杰爾·法拉奇(Nigel Farage)宣布英國脫歐公投的結果是“真正的人民的勝利”的時候,他們用的就是民粹主義的人民概念。在民粹主義的政治話語中,“我們人民”和“他們其他人”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群體,二者必然地存在一種從根本上對抗的關系。這種對抗性來源于這一小撮其他人(精英或外國移民)對于占人口絕大多數的“人民”所施加的廣義上的政治迫害(18)。

  民粹主義的二元價值觀體現在兩種對抗關系之上,即平民對抗精英和本國人民對抗外國移民。前者更多地導向反抗權貴階層的激進的左翼政治,后者則可能催生以身份認同為基礎的極端的右翼政治。關于前者,“純粹的人民”與“腐敗的精英”的二元對抗,這是一種縱向的對抗,是共同體政治中最基本的敵對關系,它建立在這樣一種認知之上,作為被統治者的大多數人即人民無論是在品德上還是在能力上都優越于制定規則的統治精英(19),但是這個壟斷了權力、財富、名望與文化的統治精英階級,他們強加給人民的當前社會秩序是令人憎恨的,他們所掌握的資源與他們的數量相比不僅不成比例,而且直接影響到權利、福利的合理分配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愛德華·席爾斯(Edward Shils)認為,統治階級是由跨越政、商、媒體、學術等各界的精英共同構成的、盤根錯節的利益集團,這些人默契地聯手欺壓人民,不但從人民手中篡奪了財富,而且把持了政策與話語權(20)。民粹主義勾畫了一幅深刻分裂的社會心理圖像,即人民與精英階層被對立起來,“我們人民”(平凡的小人物或平民)遭受“他們精英”(統治階級或特權階級)的背叛、壓制與盤剝,結果導致了“敵對-恐懼-威脅”的種種場景(21)。在歷史經驗方面,英法資產階級革命以及19世紀后期俄國民粹派和美國人民黨的實踐已表明,民粹主義始于一種對精英所擁有的壓倒性權力的抗議,具有較鮮明的左翼激進政治的色彩。

  關于后者,“純正的”本國人民(本民族)與“寄生的”外國移民的對抗,這是一種橫向的對抗,是對全球化日益侵蝕民族國家主權邊界的應激反應。在民粹主義者看來,人民遭受的“政治迫害”有可能來自其他民族、其他國家,但這首先要歸罪于本國統治精英奉行文化多元主義,以及在此基礎上推行的自由貿易政策和寬松的移民政策。本國精英的錯誤政策導致了“敵人-外來人口和外來文化已經成功地闖入了民族國家的壁壘”(22),造成了“優等的本國國民”與“劣等的外國人”,“追求績效的公民”與“社會寄生蟲”之間的對抗(23)。這些威脅到“本國人民”“本民族”的外來族群通常是指外國尋求庇護者和移民勞工,他們得到了國內自由主義精英的幫助,搶走了“我們人民”的工作機會,破壞了“我們人民”的社區關系、生活方式與文化傳承,從而威脅到“我們人民”的主導性、正統性和純粹性。這里的“其他人”或“他們”不是根據一國之內既有的權力、資源與地位差異來限定,而是根據種族、出生地或宗教進行限定。這是一種新的“限定的他者”(被從“人民”中排除的社會成員),“我們人民”又多了一個要反抗的敵人。英國脫歐公投、歐洲各國的疑歐主義政治以及給美國內政外交帶來重大改變的特朗普主義等現象表明,右翼民粹主義正在成為歐美主流政治的強勁對手,對自由民主價值提出了嚴峻挑戰。

作者簡介

姓名:林紅 工作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孫志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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