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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特里克·皮爾:美國早期政治思想中的民粹主義國家理論
2019年04月18日 10:22 來源:《國外理論動態》2018年第11期 作者:帕特里克·皮爾 字號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帕特里克·皮爾,Patrick Peel,美國密歇根大學安娜堡分校政治系。

  譯 者:張英魁,陳奕濤,李文惠,曲阜師范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曲阜 273165

  內容提要:在美國的政治思想中,“國家”與“人民”二者是一組反義詞,這是一個被廣泛接受的假設。本文認為這種假設是錯誤的——在早期美國人對政治的思考中,他們把國家與政府二者區分開來,并將國家定義為人民自身。通過借鑒17世紀的理論家們所創建的深厚的政治思想資源,美國人相信,對國家提出質疑是為了探究政府行動的合法性。本文分為三個部分:在最開始,作者探究了昆廷·斯金納(Quentin Skinner)最近對國家概念的研究,同時輔以其他學者的研究成果,旨在把這種研究運用到美國的語境中;繼之,轉向在美國的語境中討論人民的概念,目的是為本文的最后一部分指明方向;最后,闡釋了詹姆斯·威爾遜(James Wilson)和圣喬治·塔克(St.George Tucker)富有影響力又彼此對立的關于美國國家的民粹主義理論。本文的總體目標是為了拓展我們的政治想象力,并因此幫助我們用更富有成效的方式去重新構想民主國家的概念。

  關 鍵 詞:國家/人民/民粹主義/美國政治發展

  標題注釋:本譯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馬克思主義大眾化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社會化的協同推進機制研究”(15BKS020)的階段性成果。

  近年來,美國政治發展(APD)學派的學者借助大量關于美國早期的政府權力和權威的文獻記載,對如下公認的觀點提出了質疑:美國早期的政治是“反政府主義”的。但是,需要對美國早期政治思想中被接受的觀點作出一種重要的修改,因為“國家”一詞在這一時期的政治思想的詞匯中是缺失的。這是J.G.A.波考克(J.C.A.Pocock)的觀點,舉例來說,他對“與‘國家’(state)這一詞語有關的問題”(如“美利堅合眾國”中的“國家”)感到困惑,他發現,在18世紀,“國家”一詞還不是一個用于政治聯合體(不管是具體層面的還是抽象層面的)的術語,直到19世紀,“國家”才成為政治研究的對象。波考克總結道:“國家一詞的‘發明者’對它并不熟悉。”其他學者,例如丹尼爾·羅杰斯(Daniel Rodgers)的研究,似乎也證實了這一點,他認為,國家的概念最終于19世紀被使用,這是美國政治思想的一個特征,此時,它是作為“人民的反義詞”來使用的,因此,國家是“大眾提出權利主張的巨大障礙”。

  與這一觀點相反,我將表明美國早期的政治思想中確實使用了“國家”的概念。不過,這一術語在當時有著與現在極其不同的含義,今天,“國家”通常被作為“政府”的同義詞來使用。相比之下,對早期美國人而言,“國家”并不是一種反對人民的政府力量(governmental power),而是一個表示人民自身的術語——是一種組織化的統一體。對“國家”的這種民粹主義理解建立在17世紀的理論家們開創的深厚的政治思想資源的基礎上,在這些理論家看來,自治(self-government)與問責問題密切相關,也與如下棘手的問題密切相關,即我們如何才能夠說“人民”控制著其代理人,以至于可以說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政府。我們提出的問題針對的是國家的性質,而不是政府的性質,其目的是要探究政治體的集體生活,它是合法的或非法的政府行為的源頭和支柱。

  一、斯金納的國家譜系學

  斯金納最近關于國家的研究標志著我們對這一概念的理解的創新。他的研究提出了一種更加豐富和更加復雜的關于“國家”概念的闡釋,該闡釋將這一概念的起源追溯至16世紀,而不是像先前的研究那樣,依靠的是19世紀的解釋。此外,其研究也使得美國政治發展學派的研究者普遍依賴的韋伯式的中立性國家理論產生了問題,突顯了該理論對理解美國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發展而言在描述性和規范性方面存在不足。實際上,正如斯金納的分析所強調的,關于國家——一個在特定領土內行使壟斷性合法權力的代理機構——的中立性定義不足以說明國家這一概念,因為要理解國家就必須清楚地意識到,誰的行為真正算是這一特定的代理機構的行為。后者使我們陷入了關于國家概念的含義的具有深刻的規范性意義的討論,如果想要探究在這一中立性定義中處于核心位置的代理機構的概念,我們就不能對這一討論置之不理。斯金納認為:

  研究國家譜系學,就會發現,從來就不存在一個與國家這個詞對應的一致的概念……就像國家譜系學所展示的,它所揭示的是這個概念的偶然性和富有爭議性的特征,而不可能顯示國家具有任何本質或自然邊界。

  相互爭論的各種觀點使得這一概念富有生命力,而中立性的國家定義導致這些觀點變得扁平化,削弱了我們“以不同的或者更富有成效的方式去重構概念”的能力。

  就像上面所談到的,自1980年代后期以來,一批學者認為,在早期的美國政治思想中,“國家”這個詞不具有重要作用。然而,與這些早期的學者不同,斯金納斷言,在16世紀后期:

  人們開始越來越有把握地使用國家這一術語來指稱特定類型的聯合體或公民社團,它是由臣服于某個公認的君主或統治集團的最高權力的人民構成的共同體(universitas)或社群。

  這種聯合體形式是市民政府的基礎,而在用來指稱這種聯合體形式的術語中使用最廣泛的是“政治體”(body politic)。這種政治體的形象產生了兩種相對的共同體觀念。斯金納把第一種稱為絕對主義國家理論,將第二種稱為民粹主義國家理論。

  在讓·博丹(Jean Bodin)所著的《國家六書》(The Six Bookes of a Commonweale)的影響下,絕對主義國家理論逐漸成為占據主導地位的觀點,根據該書的觀點,君主是一種公共權威(public authority),在其中,“‘一般意義上的并(確實是)處于一個實體之內的所有人’宣誓‘效忠于至高無上的作為國家首腦的君主’”。正如詹姆士一世(King James I)所言,“我們的至高無上的主權宣稱,我們作為你們的君主是你們的首腦,因此,是整個國家的首腦”。這種觀點清晰地表明,首先,作為國家的政治體在缺少一個對其進行指揮的擁有主權的首腦時,是無法施展行動的,其次,一個“政治體”不可能是“主權的最初擁有者,因為如果沒有管理或治理,這種政治體只是‘烏合之眾’”。因而,依照這一觀點,正如斯金納指出的,“君主和其他的統治者有責任去保護‘每個具體的臣民’和‘整個國家’,而不是制造不便”。

  一旦明確了這一點,這種絕對主義理論就提出了兩種特別有力的“攻擊”思路,這兩種思路都挑戰了如下假設,即人民聯合體本身不能擁有至高權力,因為這種人民只不過是生活在擁有至高主權的首腦之下的被動的和順從的群體。這些富有爭議的論點聲稱,國家這個術語指的是公民聯合體、一個由在政府領導下聯合起來的人民組成的實體或者社會,在這種觀念中,“人民實體”被視為自身擁有主權,這就表明人民是他們自己的政府里的積極主體。

  首先,一群對政府分類學感興趣的作者將平民國家(popular states)與君主國(monarchies)和侯國(principalities)區分開來,甚至將國家與后兩者區分開來。對于這些作者來說,談及作為主體的國家就是談及由人民構成的主權實體的主體性。因此,這些作者明確區分了君主國與國家,將后者的行動等同于全體人民的意志。如果這兩者不能等同,那么國家的行動就是不合法的。

  激發這種區分的第二個規范性論證借鑒了根源于古典政治理論的共和主義政治思想。根據這一思路,對于集體性的人民實體來說,自治是必不可少的,因為只有它能夠實現自治,社會中的個體才能真正被認為是生活在個人自由的狀態中。這些作者主張,那些生活在君主政體下的人屈服于國王的特權,生活在一種依附狀態中。下面是這些作家常常使用的一個雙關語:如果你(個人)希望生活在一個自由的狀態(state)(即自由的環境)中,你必須生活在一個自由的國家(state)(即政治實體)中。因此,這些作者一開始并不是簡單地把自治政體描述為與君主政體不同的國家,而是把其描述為與君主統治所強加的依附和奴役狀態不同的自由國家。這一思想隨著1649年英國廢除君主制而出現,對英國的主流政治思想產生了影響,也出現在英國那些偉大的共和主義理論家的著作中,比如約翰·彌爾頓(John Milton)和詹姆斯·哈靈頓(James Harrington)。

  與此同時,兩種憲法觀點在英國開始發生沖突,這兩種觀點都抨擊了絕對主義理論,而接受下面的觀點作為其前提,即至高無上的主權權力必須屬于人民。在英國革命期間,議會中反對王權的人,尤其是亨利·帕克(Henry Parker)開始主張,主權不可能是屬于作為國家首腦的國王,這也是絕對主義者先前所主張的。在激進的胡格諾派理論家的影響下,帕克和其他人堅持主權一定屬于人民實體(集體),或者,換句話說,屬于國家實體。顯然,這個人民實體太大了,以至于不能聚合成一個可以采取行動的法人,因此必須指定某個代表來以其名義行事。帕克說,這個代表即是議會。因此,帕克以主權在于人民實體或國家實體這一觀點作為其理論的開端,其結論似乎是把主權置于英國議會手中。正如斯金納指出的,帕克的立場中的不一致之處因其引入了“議會構成了國家的代表機構”這一觀點而得到彌補,因為議會提供了一個與國家這一政治體完全相稱的形象或相似物,這樣一來,議會就“能夠憑借代議制而被描述為整個國家實體”。

  帕克剛剛提出支持議會主權的主張,平權主義者(Leveller)就立即對議會主義者的國家理論發起了攻擊。他們的質疑是,即使是在最具平民主義色彩的國家,怎么會有“一些窮人、一些年輕人以及婦女(通常是因其性別)被排除在外”?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怎么可以說議會提供了一種可靠的人民代表呢?從平權主義者的觀點來看,將議會等同于人民實體完全忽視了支撐起代議制政府的授權原則。根據這個描述,擁有主權的人民從來不會轉讓他們的主權權力。議會可以采取行動或者不采取行動,但是人民仍保留著主權,并指示議會去做其應該做的事情。正如理查德·奧弗頓(Richard Overton)所指出的:“我們是你的委托人,你是我們的代理人。”此外,奧弗頓主張,作為“自由人的代表”,議員必須是“為了自主與自由而行動,因為他們所代表的人就是如此,他們不能以其他的形象出現”。根據這一觀點,議會不應僅僅是其所代表的人民的鏡像,還應代表一項原則——自由,政治實體就是在自由的基礎上構建起來的。

  這種平民主義的民粹主義國家理論產生了若干制度創新:議會應該完全按照人民的意愿行事的觀念;成文的憲法協議就制約政府作出規定;代表常常要服從于人民的判斷;擴大代表大會的規模對于真正實現代議制是必要的;任期制是使官員扎根于人民共同體之中所必需的;擴大選舉權以確保人民能夠真正得到代表;審計和彈劾手段被用來制約人民的代理人;政府機構對其行動負有民事責任;地方主義指導著制度的設計;陪審團的判決被用來制約行政權的濫用和授權人民作為執法的代理人;建立自治的和公開的政治文化,重視新聞自由;政府的分支機構(立法、行政和司法機構)被嚴格分開。

  這些制度創新的核心是人民管理公共事務這一觀念,這相當于將責任制與人民主權結合起來。在這個模式中,自治(即由人民治理)的核心主要是爭論而不是同意;換句話說,平權主義者所描繪的民主圖景中是存在爭議的。J.S.馬洛伊(J.S.Maloy)正確地指出,“平權主義者在理論上的主要變化”是將責任定位于“真正的平民實體中,把它從戰爭和抵抗的領域轉向常規的制度過程”。然而,正如斯金納指出的,平權主義者所提倡的平民國家理論從來沒有在英國的政治理論中占得上風。這種觀點實在是太激進了;當時與平權主義者對立的議會理論家們轉而支持帕克提出的反對平權主義者的觀點。根據這種屬于民粹主義但更趨向保守的理論,人民將選舉議會代表為他們代言,并以他們的名義行事,因此這種選舉所產生的不是那種必須依照人民的指令而行動的代理人,而是應該遵循自己良知的代表。因此,帕克堅持認為:“當議會行動時,就是人民在行動……并且,只有人民自身能夠采取行動,因為實際上,議會和人民是同一個事物的兩個名字。”然而,平權主義者更為激進的民粹主義國家理論最終在革命后的美國找到了自己的歸宿。

作者簡介

姓名:帕特里克·皮爾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孫志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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