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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佛教形成之因
2019年04月18日 11:04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竺建新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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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南”不僅是一個地理概念,也是一個文化概念。對中國佛教文化來說,江南堪稱發祥地。梁啟超認為,“向來史家為漢明求法所束縛,總以佛教先盛于北,謂自康僧會入吳,乃為江南有佛教之始。但舉要言之,則佛教之來非由陸路而由海,其最初根據地不在京洛而在江淮”。此外,江南地區誕生了一系列重要的佛教宗派,如天臺宗、南禪、華嚴宗等。因此,從佛教的發展史看,江南佛教地位顯赫。而江南佛教的形成,與江南的地理環境、政治環境、文化以及學術等因素有關。

  地理環境特殊

  在佛教徒眼中,江南是美和詩意的象征。例如,慧遠認為自然山水是真如、法性、本無、性空本體的體現者,是美的化身。正因如此,他選中廬山勝景建東林寺,“遠創造精舍,洞盡山美,卻負香爐之峰,傍帶瀑布之壑。仍石疊基,即松栽構,清泉環階,白云滿室。復于寺內別置禪林,森樹煙凝,石徑苔合,凡在瞻履,皆神清而氣肅焉。”再如,晉代僧人于法蘭,“性好山泉,多處巖壑”,“后聞江東山水剡縣稱奇,乃徐步東甌,遠矚嶀嵊,居于石城山足”。可以說,正是江南秀美的自然山水,為佛教徒提供了理想的棲息和研修佛學之地。

  再者,遠古的江南,特別是吳越地區,沼澤密布,風雨多,水患多,蟲蛇出沒頻繁,吳越先民對不能克服、不能解釋的自然現象懷有恐懼和神秘的情緒,于文化上就形成了敬事鬼神的風俗。關于這一點,歷史典籍多有記載,如“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一以牛祭,巫祝賦斂受謝,民畏其口,懼被祟,不敢拒絕,是財盡于鬼神,產匱于祭祀。”(應劭《風俗通義》)“江南之俗,火耕水耨,食魚與稻……其俗信鬼神,好淫祀。”(《隋書·地理志下》)“吳越之境,其人好劍,輕死易生。火耕水耨,人食魚稻,無千金之家。好巫鬼,重淫祀。”(李昉《太平御覽》)這種敬事鬼神的風俗易生成宗教心理,為佛教文化的傳入提供了極好的土壤。

  政治環境相對穩定

  東漢初,佛教傳入中原,只在北方大地緩慢傳播發展。但到了東漢末年,北方社會動蕩不安,戰事頻仍,而江南區域則相對安定。因此,為避戰亂,大批佛教信徒和僧人也隨著北方移民移居江南。據《高僧傳》卷一《漢洛陽安清傳》記載:“安清,字世高……游化中國,宣經事畢,值靈帝之末,關洛擾亂,乃振錫江南。”又據《出三藏記集》卷七所載支憨度《合首楞嚴經記》記載:(支謙)“以漢末沸亂,南渡奔吳。從黃武至建興中所出諸經,凡數十卷,自有別傳記錄。”除了北方僧人,江南的穩定、富足和秀麗,同樣吸引了其他地方的僧侶。幾乎與支謙同時,康僧會也從交趾到建業設像行道。各地僧侶到了江南之后,積極投身到譯經和傳教活動之中。支謙翻譯了大量經卷,如《大明度無極經》《維摩經》《大般泥洹經》《瑞應本起經》《微密持經》等約30部,其譯“辭旨文雅,曲得圣義”,得以“遍行于世”。支謙“主明本,故重智慧(般若)”,既對江南佛教重視義理的特征影響深遠,也對江南佛教諸宗的形成影響深刻。誠如梁啟超所言:“江南佛教教理的開展,以優婆塞支謙為首功。”康僧會到吳地后,譯有《六度集經》《吳品》等,他的譯作帶有濃厚的儒家色彩,并摻雜入“天人感應”思想,這對佛教在江南的傳播以及佛教本土化貢獻卓著。此外,康僧會重禪法,對江南禪學的形成影響深遠。總之,各地僧侶至江南,通過翻譯佛教經卷和傳播教義,極大地推動了佛教在江南區域的興盛。至唐朝安史之亂之后,因為江南的政治穩定和經濟富庶,“宗教文化也隨之傾斜,江南成了佛教最興盛的地區”。

  除了政治穩定,江南歷朝歷代的帝室,多對佛教持支持的態度。三國東吳時期,孫權對到江南傳教的支謙“甚加寵秩”,后又為康僧會建塔,號建初寺,“由是江左大法遂興”。南朝梁武帝十分崇佛,甚至舍身同泰寺為奴,以證信佛之堅。江南吳越王錢俶更是“嘗慕阿育王造塔之事跡,以金銅精鋼造八萬四千寶塔,中藏《寶篋印心咒經》,廣頒施之。”統治者的力捧,無疑是江南佛教得以盛傳的一個重要因素。

  文化上輕禮重樂

  與中原文化相比,江南文化“輕禮重樂”,少傳統思想的束縛,具有“開放性與包容性”的特征。江南區域的人們容易接受外來文化,這是江南佛教得以傳入和興起的重要條件。佛教與儒家,一為出世的思想體系,一為入世的思想體系。故佛教初傳入中國時,與儒家發生種種矛盾,受到儒家士大夫的抵制,傳播范圍并不廣。但是,佛教傳播到江南,情況就不相同了。清代學者錢大昕指出,“后漢明帝時佛法始入中國,然中國人無習之者。晉南渡后,釋氏始盛”。這里固然有佛教中國化的原因,但江南文化特征的影響亦不容忽視。江南區域遠離中原,儒家思想的束縛影響較小,思想相對開放自由,故更容易接受新思想、新觀念。即便彼時江南區域道教盛行,地方神崇拜蔚然成風,但人們并沒有拒絕佛教文化的進入,相反,他們以寬容的方式接受佛教。例如,三國時期東吳的尚書令闞澤對佛教就有很高的評價,認為儒道受制于天,佛教卻“天法奉行,不敢違佛”。再如,江南區域的人們對佛教徒禮敬有加。據《高僧傳》卷六等記載,東晉的謝安任職吳興太守時,十分敬重竺法曠。法曠隱居山中,謝安“故往展敬。而山棲幽阻,車不通轍,于是解駕山椒,陵峰步往”。

  除了開放性特征,江南文化還具有柔性和詩性的審美特征。河姆渡遺址出土的象牙雕刻“鳥日同體”圖案以及良渚遺址出土的陶瓷俱各精致、柔雅,可為柔性文化的佐證。另外,在“杏花春雨”的熏染下,江南文化多“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審美氣質。簡言之,清新柔婉、超越實用功利、追求精神個性自覺,是江南文化詩性審美精神的內核。江南文化與佛教發生碰撞與糅合,產生了“更自然化、更藝術化和更人間化”的江南佛教。因此,江南佛教(尤其江南禪宗)呈現出的人間化審美傾向,與江南詩性文化的影響有著很大的關系。

  玄學使佛學本土化

  江南學術為江南佛教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學理支撐。東漢末年,社會動蕩不安,漢代經學走向衰落,魏晉玄學應運而生。到了“永嘉之亂”時期,晉室南渡,玄談之風也隨之移至江南。江南大地玄學盛行,這極大推動了佛學的興盛。一是學理與思辨的影響。玄學采用了哲學思辨的方式,探究儒家“名教”與道家“自然”的關系。因此,玄學有思辨色彩。佛教般若學和玄學頗為相似。般若,意譯為“智慧”,即認識佛教真理的智慧。佛教僧侶和居士用“格義”的方法,消除了玄學和佛學的隔閡,使之中國化。般若學的六家七宗,主要有“本無”“即色”“心無”三個主要派別,明顯受到魏晉玄學中的“貴無”論和“獨化”論的影響。二是佛學的玄學化。佛學在中國化過程中,與魏晉玄學漸漸合流。僧侶們注釋《般若學》,多散發著玄學之味。例如,慧遠用大量的玄學概念解釋“念佛三昧”:“夫稱三昧者何?專思寂想之謂也。思專,則志一不分。想寂,則氣虛神朗。氣虛,則智悟其照。神朗,則無幽不徹。”慧遠解釋的是佛教思想,但字里行間卻有著老莊清談玄想的思想痕跡。玄學的不同思想傾向都能在般若學中得到回應,后者漸漸地成為江南佛學之顯學。在玄學影響下,江南佛學,既多清淡之風,又多哲學思辨特征。

  除了魏晉玄學,明代浙江余姚人王陽明的心學對江南佛教亦頗有影響。王陽明心學,一方面受佛學的“心說”影響,強調心之能動作用,甚至一度被稱作“陽明禪”;另一方面,王陽明心學強調人性的解放,主張解除對人心的外在束縛,反過來影響江南禪宗中的人性自由思想。學者何俊認為:“王陽明心學的崛起,促使了明中葉以后的思想解放。這種思想解放對佛教的發展無疑同樣具有刺激,明中葉以后的禪風日盛,即其顯例。”此言切中肯綮。

  一言以蔽之,江南佛教在江南地理環境、政治環境、文化以及學術等因素的綜合影響下,形成了不重實踐、重哲思、多詩性審美的特征。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江南佛學與‘兩浙’現代作家研究” (15BZW160)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杭州師范大學人文學院)

作者簡介

姓名:竺建新 工作單位:杭州師范大學人文學院

課題: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江南佛學與‘兩浙’現代作家研究” (15BZW160)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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