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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社交應用影響社會整合
2019年04月18日 10:35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張曙光 閆玉榮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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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的《中國互聯網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 2018年12月,手機網民數量達 8.17 億,占網民總數的 98.6%。這表明中國已全面進入移動互聯時代,QQ、微信、微博、知乎、豆瓣、抖音等移動社交應用對個體生活的深入介入即是典型表征之一。

  套用列文斯通(Sonia Livingstone)的話來講,在當今這樣一個“所有事物媒介化的時代”,這些新媒體通過“進入并形塑世俗但又無處不在的個體與個體之間的關系,以及個體與社會之間的關系”而發揮著作用。從社會心理學與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前一關系與個體的“自我建構”密切相聯,且是后一關系的基礎;后一關系則形之于“社會結構”。本文意欲參考沃耶(Benjamin G. Voyer)、巴斯(David Buss)等學者所持相關理論觀點,構建出“個體—自我(建構)—社會(結構)”三元分析框架,并以此對手機網民基于移動社交應用的自我建構及其對社會結構的影響進行粗略探析。

  首先從“個體”“自我”“社會”的本質內涵談起。具體而言,“個體”是在“社會”中占據某一特定位置的兼具能動性與依賴性的行動者;“自我”作為一種心理現實,是指個體所擁有的可以將過去、現在與未來聯結起來的個人同一感,以及其對“我究竟是誰”這一基本問題的認知;“社會”是由眾多“個體”構成,但又超越于“個體”之上,并對其發生影響且具有隱形性、結構性和流變性的社會關系網絡。除此之外,在同一年代出生的“個體”(以下簡稱“世代”),往往因共同經歷某些特定社會歷史事件并受其影響,而擁有相同的社會心理特征和共同的亞文化。

  其次從現實和種系進化史的角度對“個體”“自我”與“社會”三者的內在邏輯關聯進行審視與觀照。從現實的角度來看,由于人類所固有的群居性,“個體”在大多數時候都處身于由自己與他人共同構成的“社會情境”之中。在社會情境中,“個體”往往需要直面并解決諸如建立并維系友誼(或聯盟)、保護自己與親屬、抵御外敵侵犯、獲得并維系地位、吸引(潛在)配偶、留住配偶或照顧后代等關乎生存和繁衍的基本問題。原始人亦即人類祖先如此,現代人亦然。從種系進化史的角度來看,在自然選擇的作用下,人類祖先早已進化出了以適應特定類型的“社會情境”為指向的諸多“心理機制”,進而透過遺傳從根本上形塑了現代“個體”對“社會情境”的反應。此處所謂“心理機制”作為“信息加工適應器”,根植于人的神經系統,以具有反思性、人際聯結性、情景存有性、意向性及再生產性的“自我”為中心,以“歸屬”(以確立強而穩定的關系為指向)、“理解”(以共享意義與預測為指向)、“控制”(以厘清行為與結果的依存性為指向)、“自我抬升”(以彰顯自身價值,或者強調自身的可完善性為指向)與“信任”(以信賴他人為指向)等核心社會動機為動力。“自我”之中包含著各自為適應不同類型的“社會情境”而存在的多重“亞自我”,每一重“亞自我”在信息處理上都有所偏向,既有社會心理學研究已揭示出“個體我”(關涉人己區隔)、“關系我”(關涉人己成對關系)與“集體我”(關涉群己關系)三種“亞自我”的存在。

  最后以上述分析為基礎,揭示出“個體”“自我(建構)”與“社會(結構)”三者的互動機制:在實際社會情境中,“個體”作為同時承受著社會結構的雙重作用——約制作用與使動作用——的行動者,總是通過以“自我”為中心、以“經由種系進化形成的心理機制”為預置框架、以“文化”為后天習得內容的“心理透鏡”能動地對其接收到的信息進行選擇、解釋,由此“對相關客體與人(包括自身)賦予結構、穩定性和意義性的理解”,從而影響自身與他人的互動,進而反作用于社會結構的生產與再生產。這一過程實際上也是“個體”在核心社會動機的促動下,在“自我能動性”“他人可供性”與“社會與文化可供性”三者交互作用下,借由自我與他人以特定客體為中介的互動對相依于“社會情境”而被激活的“亞自我”加以確證的過程,此即自我建構。

  由于移動互聯網的終端移動性、開放性、匿名性、互動性及超時空性,移動社交應用的廣泛使用一方面消解了“社會情境”對“物理空間”的依存性,并進而對既有“社會情境”起到分隔或合并作用;另一方面又極大地解放了“個體”的“自我能動性”,顯著地拓展了“他人可供性”與“社會與文化可供性”。這為“個體”的自我建構提供了更大的自由度、更多的空間。

  聯系現實來看,手機網民通常會在歸屬、理解、控制、自我抬升或信任等核心社會動機的促動下,根據社會情境的不同,權宜性地選擇進入建基于某種移動社交應用的互動場域,進而或在“個體我”的指引下,瀏覽或分享文章,或者進行自我呈現等;或在“關系我”的指引下,添加他人(既可以是生人,也可以是熟人)為“好友”,并與之保持或發展成為某種關系,還可能傾向于有選擇地展呈對其自我界定具有核心意義的親密關系的點點滴滴;或在“集體我”的指引下,加入各類“虛擬(亞文化)社群”,并依照有關社會規范與其他成員進行互動,同時也可能傾向于有選擇地展呈那些對自我界定具有核心意義的群己關系的片片斷斷。

  此外,有兩點頗為值得一提:為數不少的手機網民會策略性地通過使用“分組”功能來對“好友”予以區別對待,并期望與那些被歸入特定群組的“好友”有更多互動。但他們在對“好友”的信息的回復以及對他人自我呈現的回應上,也往往會表現出親疏有別、內外有分之態,其對關系的拿捏隱約折射出“線上關系”與“線下關系”的相互交織、彼此影響。當然,這兩種關系是可以相互轉化的。分屬不同世代的手機網民偏愛不同的移動社交應用,這一差異本身即折射出自我建構的殊異。事實上,即便使用同一移動社交應用,他們的自我建構也各有特點。

  如此紛繁復雜的手機網民基于移動社交應用的自我建構,正塑就著“全民相互連通,橫有圈層之別,縱有世代之異”的社會結構。正如荷蘭學者迪克(Jan van Dijk)在著作《網絡社會:新媒體的社會層面》中所指出的那樣,上述社會結構具有明顯的二元性特征,即其既呈現出一體化的一面,又呈現出碎片化的一面。從這一意義上來講,移動社交應用的廣泛使用給新時期的社會整合帶來的既有機遇,又有挑戰。

 

  (本研究受山西省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項目“網絡時代下自我與社會的相互建構研究”(2015222)資助)

  (作者單位:山西大學教育科學學院心理學系;中國傳媒大學新聞學院)

作者簡介

姓名:張曙光 閆玉榮 工作單位:山西大學教育科學學院心理學系;中國傳媒大學新聞學院

課題:

本研究受山西省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項目“網絡時代下自我與社會的相互建構研究”(2015222)資助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齊澤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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