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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學并非后現代科學
2019年04月18日 09:58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畢丞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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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態學自產生以來,人文社會科學界就予以特殊關注,認為它揭示了世界的復雜性甚至非規律性與傳統的現代科學有顯著不同。尤其在大衛·格里芬(David Griffin)《后現代科學》一書出版后,生態學更是被視為后現代科學的范本,后現代學者小約翰·柯布(John Cobb)也認定“生態學為后現代世界觀提供了最基本的要素”,弗雷德里克·費雷(Frederick Ferr)也稱生態學為“年輕而意義重大的后現代科學”——后現代學者已經把生態學視為現代科學最有力的挑戰者。生態學“后現代科學”的身份似乎已經確立,但反思這場后現代科學思潮時卻可發現,對生態學的特征做出思考和判定多數是來自生態學本身之外的學者,并且這些思考似乎與生態學發展的歷史聯系并不緊密。尤其是自后現代科學思潮興起至今,多數學者為生態學貼上“后現代科學”標簽的依據,依然是幾位后現代學者的判斷而非生態學的歷史或現狀,說明這場對后現代科學思潮的反思并不充分。那么,生態學是否真如后現代學者所認為的那樣有著與傳統科學不同的理念?又是否如后現代學者預測的那樣是傳統科學的挑戰者?

  生態學依然重視規律性

  生態學被視為后現代科學模板的原因之一,是它被認為不強調規律性,因而在本質上與物理學等傳統科學存在不同。但是,通過審視生態學發展的歷史,可以發現生態學并未主動放棄過對規律性的追求。

  美國學者克萊門茨(Clements)的群落生態學理論被視為生態學的第一個研究范式,在學術界影響頗大。他認為氣候因素是影響生態群落形成和發展的終極因素,并斷言群落在氣候因素的作用下將發生可預測的變化,最終達到“頂級群落”狀態,并且特定類型的氣候將與特定類型的頂級群落相對應。但是,同時代的生態學家并非都認同他的觀點,美國學者格里森(Gleason)的觀點幾乎與之針鋒相對。在格里森看來,群落的形成和發展只是一個隨機的不可預測的過程,群落也不過是生物體的隨機集合。

  兩種理論的不同命運,證明了生態學共同體的選擇:堅信已經發現群落發展規律的克萊門茨的理論,后來流行于主流學術界的生態學教科書;認為沒有規律可以預測群落發展的格里森則一度在各類學術場合上遭到批判,甚至被學界稱作“做了錯事的好人”。由此可見,與傳統科學一樣,生態學學者更愿意相信生態學規律的存在。

  那么,為什么后現代學者愿意將生態學拉入本方陣營呢?這是因為,后來就連克萊門茨自己的研究都無法證明其理論的正確性,生態學第一個研究范式在確立后不久就宣告失敗。但是,理論發展出現的波折,并不能說明生態學已經或者應該放棄對規律性的追求,因為時至今日生態學研究也沒有放棄對生態學規律的追求,用當代新西蘭生態學家威爾森(Wilson)的話來說,生態學“研究對象只有在因果規律的規定下,其合法性才能受到保護”。

  可見,生態學并非像后現代學者宣告的那樣,走向與傳統科學不同的道路。只是生態學追尋規律過程中的失敗,被后現代學者解讀成可以論證自己觀點的科學史案例。

  傳統科學會對生態學有所啟發

  后現代學者認為生態學是后現代科學的另一個原因在于,他們覺得“祛魅的世界觀既是現代科學的依據,又是現代科學產生的先決條件”,它用物理化學規律描述自然并剝奪了自然的生機和活力,但世界在生態學那里就是一個活著的有機整體,是一種返魅的科學。

  不可否認,將自然界中的研究對象視為“有機體”甚至“超級有機體”,的確是生態學史上比較經典的做法,并且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克萊門茨的理論,他將“頂級群落”視為超級有機體。但對于后現代學者的論述來說,略顯諷刺的是,這種理論預設后來已經被生態學家所拋棄,取而代之的恰恰是系統論的預設,以及更加具有物理化學色彩的理論語言風格。

  在群落生態學的理論路徑行不通之后,坦斯利(Tansley)受到系統論科學的啟發,提出生態系統的概念,并且也不再像克萊門茨那樣稱其為“有機體”,而是強調生態系統是生物與環境因為相互作用而構成的物理系統;林德曼(Lindeman)更進一步提出“營養級理論”,認為研究和測量生態系統中的“物理—化學—生物”過程將是生態學主要的任務;知名生態學家奧德姆(Odum)兄弟更提出生態系統的“能流理論”,整個生態系統的能量流動被認為會受到熱力學定律的約束,其中的生命體則被視為“能貯”,是能量儲存和運轉的節點。

  如此可見,后現代學者將生態學視為傳統科學的挑戰者的說法,至少不是完全貼切的。當系統論興起于傳統科學之后,生態學選擇的不是挑戰,而是虛心學習,甚至通過提出新概念和新理論來為物理化學理論的應用留下探索的空間。

  生態學要摒棄僵化思想謀求發展

  當生態學學者發現自己努力探索的理論還無法構成規律時,后現代學者發出歡呼,認為這門年輕的實踐科學向世人展現了世界的變化并沒有規律可言,世界是復雜的、多變的且無法預測的,現代科學妄圖用簡單性的規律解釋世界的做法是自大的、傲慢的也是必然失敗的。而生態學家同樣在思考著這門學科的“年輕”,只是這種反思依然是將自身與傳統科學的那種成熟相對比,生態學家勞頓(Lawton)一語道破生態學界的心態,“很多的學科領域中,尤其是物理學中,具有深刻普遍的規律,這讓尚未發現此類規律的生態學十分欽羨”。

  在當代語境下,生態學也的確不可能以“后現代科學”的姿態對傳統意義上的現代科學提出挑戰:一方面,廣義的科學共同體不會容納生態學作為一個“異類”而存在,因此在概念和理論體系上,是否能進行量化的可操作性處理,或者是否能利用實驗模型來對世界做出解釋等,都可能成為一種生態學理論被評判為“科學”或“偽科學”理論的標準;另一方面,生態學自身也不能接受只能提供結構不明的理論體系和含混不清的預測結論的狀態,因為生態學的責任,就是要用理論成果解釋自然現象的成因,甚至還要肩負起為自然保護或修復提出專業解決方案的職責。

  因此,當從事科學哲學相關領域研究的人文社會科學學者為生態學貼上“后現代科學的典范”的標簽時,亟須思考的問題是,這樣的判斷是否真的緊密貼合生態學歷史發展的事實,以及是否可能夸大與其他學科相比所彰顯的特點。

  后現代自身并沒有一個固定的、明確的理論限制,它只是代表一種要超越現代性的普遍情緒,那么對于生態學這樣一門相對年輕的科學門類而言,真的要實現所謂的“超越”,就要在發展中保持兩個方面的心態:一是對科學發展的全部進程進行反思,接納有利于自身發展的內涵為己所用;二是順應當今社會最現實的需求,以長效解決現實問題(尤其是環境問題)為己任。

  生態學既不能繼承現代性思潮中傲慢的心態,也不能只滿足于后現代思潮那種碎裂的理論形態,絕不能武斷地為自己貼上所謂的“現代”或“后現代”的標簽。換言之,放下對于所謂的“現代”與“后現代”的刻板區分,生態學才能不斷發展。

 

  (本文系北京市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17ZXC012)、北京市委教工委思想政治理論課專項課題“楊帆資助計劃”(JGWXJCYF201705)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北京科技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

作者簡介

姓名:畢丞 工作單位:北京科技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

課題:

本文系北京市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17ZXC012)、北京市委教工委思想政治理論課專項課題“楊帆資助計劃”(JGWXJCYF201705)階段性成果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齊澤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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