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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的整體秩序:康德的倫理追求
2019年04月18日 09:51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李科政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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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J. 帕通曾經批評說,現代人傾向于拆分事物,而不是把它們看作一個整體,在道德哲學研究中尤其如此。這樣做的一個后果,便是理性與意愿的分離——它們被看作兩種不同的能力,前者更多地關乎如何把握一定量的分離而孤立的知識,后者更多地關乎欲望與情感的滿足。導致這一分離的背景原因十分復雜,但世俗化與經驗主義必須承擔相當大的責任。無論如何,當意愿從理性那里爭取到自己的獨立,并且被光榮地推上正當性的神壇,隨之而來的除了人類文明前所未有的繁榮發展之外,還伴隨著前所未有的災難。

  回歸理性秩序

  對相關問題的反思,構成了帕通在作為經驗主義發源地與堡壘的英國重提康德這一舊時代的德國哲學家的動機之一。在兩次世界大戰的炮火聲中,除了文明外衣下的野蠻欲望之外,帕通還敏銳地注意到了“那些認為道德光輝如此虛幻的非理性的先知們的打擊”。事實上,訴諸康德的做法反映出來的不止是一個當代學者對哲學史上某個特定人物的私人崇敬,而是標志著人類歷史在遭遇重大挫折后對理性秩序的回歸。因此,帕通的努力并不孤獨,而是獲得了包括L. W. 貝克、W. D. 羅斯與R. M. 黑爾在內的許多學者的響應。可以說,康德的倫理思想是在二戰以后,才真正大規模地進入到英語學界,并越來越多地受到世界各國學者的重視。在這樣一種背景下來看待康德的倫理思想,其價值就絕不僅限于他對道德性之起源的特殊解釋,而是更多地在于他所倡導的一種古老觀念,即“欲望與激情服從理性”的整體秩序——善的意志與行動,人的道德德性正是這樣一種秩序的體現。這種觀念最早可以追溯到柏拉圖的《理想國》,并且在相當漫長的一個歷史時期內代表了歐洲倫理思想的正統。康德的貢獻在于,他對這一古老觀念做出了一種現代性的闡釋,并且在世俗化的語境中將其推向了一個高峰。

  麥金泰爾曾指出,古希臘哲學家的道德論證中存在一個從“偶然所是之人”升華為“應然所是之人”的結構,道德德性被預設為包含在“應然所是之人”的本質中,并通過這一理想目標的自我實現來得到證成。因此,道德修養首先是一個“自我認識”或“認識你自己”的理論問題,其次才是一個“依據這種認識而生活”或“成為你自己”的實踐問題。惟有在這一框架之下,蘇格拉底的“德性即知識”的命題,以及柏拉圖的“欲望與激情服從理性”的整體秩序才能得到恰當的解釋。這種觀念發展到極致就誕生了斯多亞派,其代表人物有大名鼎鼎的M. T. 西塞羅,其倫理思想深刻地影響了中世紀的基督教。在西塞羅的著作中,人的理性被賦予了極高地位,感性欲求則被貶低為動物性,與人的尊嚴極不相配,應當受到鄙視并加以拋棄。在他看來,善的生活表現為理性對感性的絕對支配。這一思想為基督教的禁欲主義提供了強大的理論支持,但也直接催生了作為一種神學與哲學思想的“人格”(person)學說——理性存在者叫作人格,人格超乎生物學意義上的“人”(homo),是人與上帝的相似之處(人是上帝的肖像),也是道德修養的終極目標。更為重要的是,在走向人格的自我實現中,道德修養不可避免地將被視為一種自律,進而引發對自由的思考。

  道德性的根源不在于欲望與激情

  相反,近代(早期現代)倫理學的一個典型特征就是把“應然所是之人”當作一種形而上學的玄想加以拋棄,試圖把道德論證建立在“偶然所是之人”的某種特征之上。于是,種種基于自然人性的倫理學說就誕生了,尤其是情感主義與功利主義。因此,正如J. 羅爾斯所言,近代倫理學的爭論并不在于道德原則的具體內容——實際上,那時的學者們在這個方面持有至少相近的觀點——而在于道德性的來源與根據。這種情況發展到極致就表現為對道德本身的揚棄,從而導致形形色色的道德相對主義與非道德主義,它們被認為是更加具有現代性的思想。但是,麥金太爾與羅爾斯(在不同程度上)都沒有意識到的,康德的倫理思想實際上是一個另類——他不僅致力于把道德建立在理性的基礎之上,還企圖在世俗化的語境下重建“欲望與激情服從理性”的古老秩序。早在20世紀30年代,克勞斯·賴克就曾論證說,定言命令式學說是對西塞羅的《論義務》的直接回應。而且,鮮有人提及的是,康德活著的時候,由于克里斯蒂安·伽爾韋的翻譯與評注,西塞羅的《論義務》在德國學界受到熱捧。康德與伽爾韋還曾就一些具體問題發生過學術爭論,可見于康德1793年的《論俗語:這在理論上可能是正確的,但不適用于實踐》一文。

  盡管康德在《奠基》中沒有提到過西塞羅,還曾在《實踐理性批判》中批評過斯多亞派,但他的倫理主張總體上與斯多亞派是一致的。例如,人類存在者僅僅由于他是人類就應當被敬重。康德對斯多亞派的批評在于,這一學派否認德性與幸福是兩種性質上不同的要素,企圖把德性解釋為真正的幸福,并徹底否定對偏好的滿足。然而,康德不僅承認德性與幸福的差異,也堅持認為有德之人配享幸福——盡管在他看來,“德福一致”在今生并非必然,甚至極不可能。而且,康德并不像許多人所認為的那般是一個嚴苛主義的哲學家。他并不反對我們追求偏好的滿足,反而承認我們生而追求幸福,并且把促進他人的幸福看作一種道德義務。對《奠基》的正確理解告訴我們,康德的意思不過是說,行動之道德性的來源或根據不在于欲望與激情。帕通提醒我們,當康德說“你要如此行動,即無論是你的人格中的任性,還是其他任何一個人的人格中的任性,你在任何時候都同時當作目的,絕不僅僅當作手段來使用”時,我們絕不能忽視“同時”與“不僅僅”這兩個關鍵措辭。實際上,現實的行動往往出自多個動機。在康德看來,一個出自偏好的行動只要同時也是一個出自善的意志的行動,就是一個無可置疑的道德行動。在一種善的整體秩序中,感性偏好可以得到恰當的滿足,我們并不需要“懷著厭惡之情去履行自己的義務”。

  通過意志立法的理念,康德徹底否定了道德法則作為他律的可能性,從而把人的自由推向了一個新高度。在他的倫理圖景中,自由表現為自我限制、自我約束與自我統治,表現為人格在感性條件中的自我實現,以及對動物性的自我的超越。相反,離開“欲望與激情服從理性”的整體秩序,拋棄對“應然所是之人”的追求,自由就不可避免地變質為不確定性,變質為一種不可規定的狀態。這種狀態為瘋狂地發泄野獸般的激情、無限度地追求偏好的滿足提供了借口,并且把人類生活表象為一種持續的恐慌。而且,我們的這個世界,已然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這一景象不禁令人想起羅蘭夫人的名言:“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正因為如此,帕通才希望二戰以后的世界重新回憶起康德的倫理追求,并反思人類義務的本性與道德生活的價值。

 

  (本文系天津社會科學院2019年度重點課題“倫理學名著H. J. 帕通《定言命令式》翻譯與研究”(19YZD-12)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天津社會科學院倫理學研究所暨《道德與文明》編輯部)

作者簡介

姓名:李科政 工作單位:天津社會科學院倫理學研究所暨《道德與文明》編輯部

課題:

本文系天津社會科學院2019年度重點課題“倫理學名著H. J. 帕通《定言命令式》翻譯與研究”(19YZD-12)階段性成果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齊澤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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