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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學研究如何融通“文學”與“思想”
2019年04月18日 09:17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王遜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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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于研究中國古代文學的人來說,大多重視思想與文學之間的密切關聯。從思想史視角觀照文學史以深化相關研究,是不少研究者的慣常做法,他們往往把思想因素作為影響文學發展變化的重要原因。正如有的學者所說,中國傳統學術的一個最重要特征,就是文史哲不分,多學科通融,無論是縱向上的儒、釋、道思想,還是橫向上的先秦諸子學說、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清代樸學,都對各個時代、各種體式的文學產生著深刻的影響。從思想史的角度,可以使文學史研究進一步向縱深發展。但文學史與思想史畢竟各有獨特的研究理路與方法,因而文學與思想之間的勾連、貫通需注意把握學科立場與研究尺度,否則會使我們的研究因邊界不清而產生一些弊端。我們應基于中國傳統文化的特點,在研究中整體性地觀照和貫通文學與思想,以更好地推動古代文學研究。

  將思想因素與文學具體問題結合

  文學與思想雖然關系密切,卻各有其獨特畛域。一些古代文學研究以思想替代文學,其中可能產生的偏差在于忽略了文學自身的屬性,單純強調以思想因素來解釋文學現象,往往導致研究焦點偏移到思想問題或是斷章取義。更有甚者混淆兩者邊界,將一切文學問題的解釋都歸因于思想層面,完全忽略了彼此之間的差別。文學問題不都是思想問題,它始終關注的焦點應該在“文學”方面。我們并不否認古代很多文學主張都深受某些思想觀念的影響,卻不宜將思想的影響視為研究文學發展變化的唯一根據,而應注意文學研究的最終落腳點在于文學,包括文學內容和藝術等層面的深入思考和分析。從古代文學史的一些優秀研究成果來看,真正決定研究者進行判斷的不是思想,而是對于文學的理解。不論各種思想潮流在當時影響多大,也不管古人如何受某種思想觀念浸染,思想因素必須經研究者消化吸收,并與具體的文學問題結合起來,才能成為助推研究者深入探究文學發展變化的“利器”。在具體的文學研究過程中,還存在一種誤將研究對象變成了研究材料的現象,即原本的研究意圖是以思想史研究做參照,更好地認識文學問題,結果卻是文學成為思想史的注腳或者解釋思想史的文獻。在文學作為材料的“陪襯”下,一些古代文學研究變成了某種思想理論觀念的歸納演繹。研究者著重追求的是思想的脈絡和演進,而不是文學現象的精準分析和完整把握,以至于文學研究非但沒有推進,反而從研究一開始就被遺忘和替代了。

  準確把握思想觀念到文學主張的轉換

  一些研究者對古代文學研究中重思想輕文學的弊端進行了深入反思,并探討可能的應對方法。如以羅宗強為代表的一些研究者提倡的“文學思想史”研究,在處理思想與文學關系方面對我們具有一定的啟發意義。文學思想史研究的內涵大致包括了三個核心內容,即從文學創作中提煉文學思想、文學創作傾向與文學思想相互印證、士人心態與文學思想相互印證。作為一種研究方法,文學思想史研究可以有效規避思想層面過度凸顯而弱化文學層面的傾向,至少給予我們以下兩點啟示。

  其一,重視文學本位。文學問題也是文化問題,需回歸歷史語境,結合思想文化因素予以系統審視,但我們研究的重心必須落在對具體文學問題的考察上。這就提示我們思想史研究固然是精深細致的,但更重要的是如何與文學問題相契合,即準確把握從“思想觀念”到“文學主張”的轉換/嫁接的思路及方式。這也就是文學思想史研究再三強調士人心態所具有的特殊意義。對于某一種文學主張,挖掘其背后的思想淵源固然重要,我們還要細致體悟士人在思想觀念的影響下孕育文學主張、創作文學作品的背景、內涵及宗旨,由此得出的結論與純粹的思想史研究就不一樣。譬如,明代復古派的論調沒有革新派的觀點激昂、富有活力,但在當時從文學方面來看卻有其合理性,而被視為“先進”的公安派如果被放置在七子派活動的年代反而顯得不合時宜。也就是說,某一文學觀點的產生是某一時期文學活動的需要,而某一觀點的衰落也暗合著某一時期文學活動的必然發展趨勢,我們不能單單以思想因素來評判。

  其二,文學思想史研究內在地貫通文學史與思想史研究的理路。文學思想史研究除了包括“理論”形態的文學批評與文學理論外,還要兼顧文學創作中體現出來的觀念主張。也就是說,文學作品本身即從顯性和隱性兩個層面傳達了創作者的思想觀念,這其中不僅涉及對文學的理解,也有關于社會、時代的認知,文學問題必然關聯思想問題。此外,文學思想史研究強調要在理論形態的創作觀念與作品呈現出的實際主張之間進行印證,假使二者不一致,必然要涉及對人物復雜思想觀念的考量,從而以思想層面的參照來解決文學問題。

  整體性思維使文學與思想圓融

  在古代文學研究中,探討文學與思想的聯系不能狹隘地理解為思想影響或改造了文學,我們應根據中國古代文化傳統整體性地看待兩者之間的關系。宋儒有“理一分殊”之說,朱熹云“萬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則其理之用不一”。一些研究者或強調思想對文學的影響,或反對文學研究中思想因素的介入,這些觀點都是將文學與思想視為不相關聯的兩個事物。這種思維方式主要是受到了目前學科分類體系的影響,認為研究者都有其固定的專業領域或在某一領域有專攻的研究內容,要么是文學史研究者、要么是歷史學研究者、要么是哲學史研究者……對象不同、分工不同,各有其專門研究領域與知識體系。但就中國古代文學這個研究對象而言,我們要知道,對于古人來說一般沒有明確的學科界限和分工。專就文學活動而論,廖可斌指出,幾乎所有文學家都既是文學的創作者,政治的參與者,也是道的思考者和探索者。在中國古代文人看來,文學創作活動與對“道”的思考和實踐本身就是密不可分的,可說是一體兩面,必須相互滲透,甚至融為一體。古代文人往往一身而多任,文道兼擅,錯綜于儒林、文苑之間,文、史、哲聚于一身。面對不同的對象,他們往往會依照其特征而有專門的認識,但這些專門認識一定不出于或者說從屬于其整體觀念,即所謂“理”“道”或“思想”。“道”籠罩了他們的一切認識,文學觀念、哲學觀念、史學觀念等皆是其“分殊”之物。

  近年來,一些學者對基于中國古代文化傳統特征而進行的文學史研究多有思考。如夏靜指出,“探究傳統文學思想,我們必須注意到,對于整體性意義世界的把握,是先秦以來固有的學術傳統。為人文的世界提供一個整體性的解釋,是古典時代思想家的宿命。文學思想史的形成,不僅僅是對文學批評存在的反思判斷,更涉及頗為復雜的歷史文化經驗與價值意義。思想家在談論倫理、政治、哲學、歷史等問題時旁及文學,并不純然是為文學而文學,為文論而文論,從根本上看,是提供意義、確立信仰的一種嘗試,是把握整體性意義世界的一部分”。這就對文學思想史的多元性與復雜性做出了深刻的概括。夏靜認為“文學”不是一些古典時代思想家的核心旨趣,他們僅是在談論思想問題時涉及了文學,而意在把握具有“整體性意義”的世界,其主導理念也會分化為各個具體層面的獨特表現。如一些以道學為宗旨的文人,在思想層面強調“作文害道”,很自然地便會輕視文學而在文學方面少有深入探索。即使以“道”為先的文人強調文學的意義,他的文學創作觀念中也會滲透強烈的“道學”意味。實際上,這往往會對文學本位有所削弱,將文學矮化為工具。此外,中國古代的諸多經典著作本身就兼具思想性與文學性,先賢在治學過程中既追求思想體系的完善,又促成了詩學體系的形成,知識結構的整體性同樣要求不同思維方式的勾連與貫通。據此,無論是強調“思想家”的身份,還是突出“文學家”的風采,都不能偏于一端而忽略整體觀照。自現代學術創立以來,學科分化成為一種趨勢,各學科之間逐漸形成壁壘森嚴的局面。學科分化某種程度上推進了學術研究的細化與精深,但其偏狹和細碎的弊病也日益顯現。因此,打通學科界限,推動跨學科研究得到越來越多研究者的重視。而反觀中國古代文化,更講求圓融整體性。因此,我們在研究古代文學的過程中,唯有確立整體性視野,對研究對象進行多維觀照,才能有通盤體察,使文學與思想等諸因素更好地融合在研究中,從而推動古代文學研究不斷深入發展。

 

  (本文系江蘇省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晚明敘事影響下的詩學建構研究”(15ZWC003)、江蘇高校品牌專業建設工程資助項目(PPZY2015A011)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揚州大學文學院)

作者簡介

姓名:王遜 工作單位:揚州大學文學院

課題:

本文系江蘇省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晚明敘事影響下的詩學建構研究”(15ZWC003)、江蘇高校品牌專業建設工程資助項目(PPZY2015A011)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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