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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美學:史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分支
2019年04月18日 09:15 來源:《河北學刊》2018年第6期 作者:路新生 字號
關鍵詞:歷史學;“詩”與“文”;;歷史美學

內容摘要:“歷史美學”具有兩重內涵:用美學的視角看待歷史,其要義在“以人為本”,將“歷史”還原為“人”的歷史。這里的“人”,并非一空洞的概念,而是指有鮮活的心靈活動,有思想語言,有動作,血肉豐滿,歸根結底具有人性的“人”;用審美的眼光審視歷史學,注重史家的“思想”、歷史敘事的方法、歷史書寫的格局。判斷一部史著的文野高下,應當以其是否把握并運用了“美學”之相關原理為圭臬。

關鍵詞:歷史學;“詩”與“文”;;歷史美學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歷史美學”具有兩重內涵:用美學的視角看待歷史,其要義在“以人為本”,將“歷史”還原為“人”的歷史。這里的“人”,并非一空洞的概念,而是指有鮮活的心靈活動,有思想語言,有動作,血肉豐滿,歸根結底具有人性的“人”;用審美的眼光審視歷史學,注重史家的“思想”、歷史敘事的方法、歷史書寫的格局。判斷一部史著的文野高下,應當以其是否把握并運用了“美學”之相關原理為圭臬。

   關 鍵 詞:歷史 歷史學 “詩”與“文” 歷史美學

  作者簡介:路新生,浙江師范大學歷史系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

  項目成果:2017年度華東師范大學“精品力作培育項目”《歷史美學的理論與實踐》(2017ECNU—JP010)

  

  本文提出“歷史美學”這一概念,讀者很容易心生疑竇:“歷史美學”這個陌生的概念究竟意謂著什么?它在學術的規定性上有沒有確切的內涵?的確,讀者的這個疑慮,是本文必須解答的最重要同時也是最難解答的問題。為此,有必要簡單回顧一下“美學”與“歷史學”相互關聯的研究史。

  近代以來,關于歷史學究竟是“科學”還是“藝術”的討論一直沒有停息過。學術界一般認為,海登·懷特的《元史學》是西方有關“歷史美學”研究的先驅性代表作。然而,懷特雖論及“歷史的詩學”、“歷史分析的語法、句法”、“歷史意識的美學”等,但就思想的深刻性、表述的準確性來看,其有關“美學”的論述并未超過康德、叔本華,尤其是遜色于黑格爾的《美學》(三卷四冊)。康、黑、叔等的思想體系中可用以審視歷史和歷史學的許多精彩論述,懷特未合理利用。對于發達程度遠遠超邁西方的中國傳統史學,尤其是《左傳》、《史記》中所蘊含的豐富的“歷史美學”思想,懷特不知就里未置一喙;至于劉勰《文心雕龍》、劉知幾《史通》、章學誠《文史通義》、劉熙載《藝概》中遠早于西方、成體系的關于歷史敘事與歷史書寫的具有“美學”意味的論述,懷特更視而不見,他無力涉獵,因此不可能對其作“歷史美學”的絲毫解讀,這當為懷特《元史學》最大的不足與缺憾。

  從中國美學發展史來看,20世紀初,王國維、梁啟超、蔡元培這樣一些學術界精英將“美學”(Aesthetik)這門西方隸屬于哲學的學科引進國門①,至今已百余年,對中國文學與藝術的發展和進步給予了巨大推動。自從將美學引入文學、戲劇、影視、繪畫、建筑等領域后,催生了文學美學、戲劇美學、影視美學、繪畫美學、建筑美學等新學科。

  然而,自1902年梁啟超發表《新史學》啟動“史界革命”,拉開中國史學“近代化”歷史進程的序幕后,百余年間中國史學界雖有將歷史學與美學相互勾連的零星論述,但數量極少,且未成體系。以下對近80年來相關研究成果的極簡略回顧肯定掛一漏萬,卻足以證實以上論斷:胡適于1921年8月在與顧頡剛的一次談話中曾提出,“一方面是科學——嚴格的評判史料,一方面是藝術——大膽的想象力”,史料不夠齊全,“那沒有史料的一段空缺,就不得不靠史家的想象力來填補了”[1](P431)。1930年,陳寅恪在評審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時也強調歷史研究當具“了解之同情”以及“藝術家的眼光與精神”,并指出:

  吾人今日所依據之材料,僅為當時所遺存最小之一部,欲借此殘余斷片,以窺測其全部結構,必須備藝術家欣賞古代繪畫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說之用意與對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謂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于同一境界,而對于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之同情,始能批評其學說之是非得失,而無隔閡膚廓之論[2](P247)。

  史料不足,“想象力”可資倚靠;以“藝術家欣賞古代繪畫雕刻之眼光及精神”審視歷史,這都帶有“美學”的方法論色彩。20世紀三四十年代,張蔭麟作《歷史之美學價值》一文,姜蘊剛著《歷史藝術論》一書,是為探討“歷史”和“藝術”相互關系問題的專門論著。錢鐘書的《談藝錄》作于1948年,其中亦不乏用美學眼光剖析史著者。當然,無論是胡適、陳寅恪還是張蔭麟、姜蘊剛、錢鐘書均未提出,更未使用“歷史美學”概念。

  1949年后的前30年,對“歷史”和“藝術”關聯性之研究為數極少。直到1980年代以前,國內學術界僅有錢鐘書《管錐編》及周谷城《史學與美學》、《藝術創作的歷史地位》探討了歷史學與文學藝術的關聯度問題。改革開放后,學術界在討論歷史學屬性時偶有論及“歷史”與“藝術”之關系者。例如,朱金瑞、周國柱《論歷史的審美特性》,王少卿、朱金瑞《歷史美學論要》,何兆武《對歷史學的若干反思》,許蘇民《歷史的悲劇意識》,張耕華《歷史哲學引論》,陳新《二十世紀西方歷史哲學研究的兩個階段——從對narrative的解釋看當代西方歷史哲學的演進》,李洪巖《史蘊詩心——淺論錢鐘書的史學觀念》等。但以上論著基本上還處在探討歷史學“本體論”或“認識論”的層面。從“功用論”、“目的論”的視角切入,即從史學建設的高度觸及引美學入歷史學的可能性與必要性之研究極為罕見,更不用說使用“歷史美學”的概念,以“歷史美學”為衡騭之圭臬,審視歷史、評價史著,定其善惡,決其高下的歷史美學“實踐”了。

  近代以來直至1949年后的很長一段時間,中國歷史學始終作為意識形態工具而存在并壯大。特別是1949年后的30年間,一場接一場的政治運動,急功近利的“工具論”理念,致使學人根本沒有“鑒賞”的閑定心境或雅趣去欣賞歷史和歷史學,這是當代中國歷史學和美學“井水不犯河水”的一個重要社會原因。但疑問并非沒有。值得一問的首先就是:歷史學和美學不相關,這究竟是因為二者原本就不可以因此也就不應該發生關聯呢,還是因為中國史學界從來就沒有想過,或者說至今還不曾深切地體悟到借用美學的慧眼去審視歷史和歷史學呢?史學理論家柯林武德在談到黑格爾唯一的“史學專著”——《歷史哲學》時所給予的評價并不高,認為該書“是黑格爾著作整體上的一個不合邏輯的贅疣”。相反,他對黑格爾的《美學》贊賞有加,認為這部著述是“歷史方法上的革命的合法成果”(重點號為引者所加)[3](P182)。這表明,至少在科林伍德看來,歷史學在方法論上是可以而且應當與美學相結合的。黑格爾也承認,他的《美學》是在“檢閱人類生存的全部內容”[4](P122),即審視了人類“全部歷史”以后的產品。在談到何種“美的藝術”才能夠“成為真正的藝術”時,黑格爾指出,“真正的藝術”應當“和宗教與哲學處在同一境界”,能夠“成為認識和表現神圣性、人類的最深刻的旨趣以及心靈的最深廣的真理的一種方式和手段”,只有這樣,“藝術才算盡了它的最高職責”。又說:“美的藝術對于了解哲理和宗教往往是一個鑰匙,而且對于許多民族來說,是唯一的鑰匙。”[4](P10)黑氏這兩段話可以啟發我們作兩點思考:(1)藝術既然在成為表現“人類的最深刻的旨趣以及心靈的最深廣的真理的一種方式和手段”方面應與宗教、哲學“處在同一境界”,那么,美學與宗教、哲學是有關聯的。成為表現“人類的最深刻的旨趣以及心靈的最深廣的真理的一種方式和手段”,藝術、宗教與哲學能夠肩負如此偉大的使命,歷史學是否也應責無旁貸地追求這種“擔當”?在探討“藝術”何能給人以美的享受時黑格爾認為,那是因為藝術體現了“歷史中統治著的永恒力量”。但是,將“歷史中統治著的永恒力量”展現給世人,這難道不首先是“歷史學”的本分與職責所在嗎?根據黑氏上述觀點,我們因此可以說,歷史學應當與美學相關聯。(2)美學對于了解哲理和宗教“是一個鑰匙”,“而且對于許多民族來說,是唯一的鑰匙”。黑格爾這里的“許多民族”,只能是指“歷史地”形成的許多民族。換言之,按照黑格爾的論斷,倘若缺乏美學眼光,也就無法理解哲學和宗教,更無法理解“歷史地”形成的“許多民族”。以此,“對于許多民族來說”,美學與歷史學的關聯性也就甚至超過了它和宗教、哲學的關聯性。所以,在《美學》第1卷中黑氏就徑以“從歷史演繹出藝術的真正概念”作為“藝術美的概念”一節下的一個標題來使用[4](P69)。黑氏的學術實踐由此已將美學和歷史學結合在了一起。

  當然,從傳播—認知的角度著眼,一個新概念的誕生絕非輕而易舉,更不可能一蹴而就。維特根斯坦說:“一個新詞猶如在討論的原地里播下一粒新種。”[5](P2)但凡新概念的誕生,必然要伴隨一次次學理性的審查和質疑性的學術批評,在經歷了時間的考驗,得到學術界的“批準”以后才能“通行”,這是肯定的。但同時也必須承認,任何新概念都要經歷一個從無到有的發展過程。例如,“哲學”這一概念本為中國傳統學術話語所闕如。“哲學”一辭,系日本學者西周對西方“philosophy”的翻譯,時在日本明治6年(1873年),1895年前后由黃遵憲介紹到中國②。在以后很長一段時期內,國人對于“哲學”概念曾經普遍存在一種文化接受上的緊張。例如,王國維說:“海內之士頗有以‘哲學’為詬病者。”[6](P3)這一說法,準確反映了時人在接受“新概念”時的一般心理狀態。時至今日,“哲學”早已被中國學術界和社會大眾廣泛接受,并成為一個成熟的文化符號與概念。“歷史哲學”(philosophy of histoly)的命運也與“哲學”相似。1756年,伏爾泰提出這一概念③,隨之而來的卻是學術界經久不息的質疑和批評。布克哈特(Jakob Burckhardt)用語尖刻的評論頗能折射出當時學術界在接受這一概念時的迷惘:“‘歷史哲學’像只半人半馬的怪物。這個詞匯本身即是一個矛盾詞,因為歷史和觀察是同等的,因此是非哲學的;而哲學卻將歷史附庸于原則之下,因此是非歷史的。”④當然,質疑及批評并沒有阻擋“歷史哲學”成長的步伐。黑格爾作有名著《歷史哲學》,就是一個顯例。以此反觀“美學”(伊斯特惕克Asthetik)。現如今“美學”(伊斯特惕克Asthetik)已家喻戶曉并已被學術界普遍使用。但這一術語剛剛面世時曾遭遇接受和使用上的尷尬,這一點頗值得玩味。例如,黑格爾雖有巨著并命名為“《美學》”,但一開始黑氏卻心存疑慮,認為“美學”(伊斯特惕克Asthetik)“這個名稱實在是不完全恰當的”,“說得更精確一點,很膚淺”。因為“伊斯特惕克的比較精確的意義是研究感覺和情感的科學”。黑氏甚至對“有些人想找出另外的名稱,例如,卡力斯惕克(Kallistik)”來取代“伊斯特惕克”指稱“美學”也表示理解[4](P3)。然而,黑格爾最終仍然承認“美學在沃爾夫(1679-1754)學派之中才開始成為一種新的科學,或者毋寧說,哲學的一個部門”,黑氏終于還是認同沃爾夫的門徒——“美學之父”鮑姆嘉通(Alexander Gottlieb Baumgarten,1714-1762)出版于1750年《美學》時首先使用“Asthetik”一詞并且定名為“美學”的做法,黑格爾最終將它移用作自己巨著的書名。

作者簡介

姓名:路新生 工作單位:浙江師范大學歷史系特聘教授

課題:

2017年度華東師范大學“精品力作培育項目”《歷史美學的理論與實踐》(2017ECNU—JP010)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崔蕊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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