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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創新—治理”協同共生的新型文化形態
2019年04月16日 10:22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俞鼎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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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學與治理情境的結合,為創新文化的進一步建構指明了新的方向。事實上,科學的規范性問題已經是一個“治理”問題。“治理”是一個使不同的甚至相互沖突的利益得以協調,并在此基礎上采取聯合行動的持續過程。科學的客觀性主張轉向“擴大的利益共同體”后,關于科學的合理性問題就成了一項公眾議題,甚至是政治博弈,這也是當前國際社會在氣候議定、轉基因、核能民用方面存在分歧的原因。

  創新與治理是一對聯系失序與有序的辯證概念。創新文化的建構并非一蹴而就,也不是一勞永逸,需要不斷打破邊界來激發創新生態的動力機制,從而涌現出新的富有雄心、適應性與創造力的文化。

  科學文化應同治理情境相結合

  科學文化是創新文化的基礎與內核,后者的出現在某種程度上是對危機中的科學文化的拯救與治理,但對治理文化的培育一直沒有引起關注。科學文化是一種自治文化,不論是基于真理性的認識論目的,還是造福社會的功利主義目標,都是對這種傳統的維系。不過,20世紀以來,由于科學自身的指數級增長與某種程度上的道德責任豁免權,使其陷入了不進則退與公眾質疑的困境,開始以外部社會的實踐需求為導向,不斷擴張自身的層級,尋求新的發展動力,這就有了20世紀中葉出現的創新文化問題。“后常規科學”概念的締造者拉維茲(Jerome Ravetz)認為,盡管科學能夠適應社會結構的深刻變革,發生從小科學向大科學或綜合科學的轉變,但這種轉變危及了基礎科學的非正式的質量控制安排,從而導致實踐的退化和腐朽。究其原因,科學嵌入了社會秩序后,在不斷被打破邊界的過程中,在政產學研編織的無縫之網里,反而導致了共同體邊界的喪失與負責任主體的缺位,再次回歸到了無序性的發展階段。失序是創新的結構性特征,但在“失序”的社會系統里驅動創新,只會造成適得其反的效果。

  科學與治理情境的結合,為創新文化的進一步建構指明了新的方向。事實上,科學的規范性問題已經是一個“治理”問題。“治理”是一個使不同的甚至相互沖突的利益得以協調,并在此基礎上采取聯合行動的持續過程。科學的客觀性主張轉向“擴大的利益共同體”后,關于科學的合理性問題就成了一項公眾議題,甚至是政治博弈,這也是當前國際社會在氣候議定、轉基因、核能民用方面存在分歧的原因。那么,治理就要為替代了“真理性”標準的“質量標準”提供適應性、民主化的指導框架,解決科技爭端。另外,基礎研究的復興是近年來全球科學發展最突出的特征,這也是提出新時代創新文化問題的一個重要契機。

  探索新時代中國特色創新文化

  以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為代表的西方創新學,其創新邏輯遵循了一個基礎科學、技術應用與經濟轉型之間范式分立的線性驅動模式,談不上對全球經濟與體制機制改革產生積極的影響。中國政府大力推動的創新驅動戰略,本質上就是以創新機制作為經濟增長的動力引擎,并且嵌入到全球可持續發展的軌跡中,而科學自主性的被重組正是驅動這種機制的關鍵,這已經不同于傳統西方的創新范式。

  以民生問題的社會治理為肇端,再回溯性地展開技術開發與應用的癥結診斷,通過引導科學的自主性來培植適應本土的創新基因,這是建構新時代中國特色創新文化的邏輯起點與價值導向。相比于西方國家,我國傳統文化講究經世致用、民惟邦本,與公眾切身利益緊密相關的事業更能激發社群整體的思變熱情。黨的十九大報告中首次將民生問題提升至國家治理層面,這也是新時代主要矛盾指明的方向。圍繞民生事業,就業、教育、醫療、環境、脫貧、安全等現實問題的治理構成了我國新階段技術創新的框架,也有利于調動企業從事基礎研究的積極性與公眾的廣泛參與。因此,這種“民生問題→技術開發→科學自主性”的創新路徑顛覆了熊彼特意義上的“科學自主性→技術開發→利潤增長點”框架。當然,民主式創新與多元主體共治的協同發生需要有新的文化形態來引導。

  建構新型文化形態

  目前,“創新—治理”協同共生、有效運行的制度安排尚不完善,先行展開這種新型文化形態的建構,我們認為有以下三個關鍵點。

  第一,“創新—治理”文化形態應致力于形成明確的共同體權責分配框架。這既表現在具體的法律法規,也涉及道德倫理的約束。任何一種文化形態的生成與其建構主體之間存在反身性聯結。文化是相對于共同體而言的,作為該共同體賴以成立的價值、規范和實踐方式的集合,不過共同體的邊界安排也有著“靜態”與“動態”之分。科學文化作為一種自治文化,是相對于科學家共同體而言的,具有較高準入門檻,這就是靜態的共同體邊界。創新文化則對應動態的創新共同體。創新共同體不是現在才有的,在19世紀表現為基于利益共享的科技與產業的協同模式。二戰后,這種形式更加普遍,協同的結構與方式也更加復雜,有政府主導的,也有產業界或研究機構主導的。歷史上創新共同體的形成有著靈活、多變的準入機制,這固然有利于資源配置與實踐效率的優化,但是主體一旦撤出或者項目結束,這里的共同體就不復存在,那么創新主體的權責就無法被追溯。因此,動態的共同體邊界仍然需要維持有序的多維度框架,來承擔創新的不良后果,否則任何新型文化都難以被真正培植。

  第二,在新型的“創新—治理”文化形態中,創新與治理是驅動未來社會結構轉型的雙向機制。治理本身就是對“控制與指揮”范式的創新,這種機制存在于與現實情境的適應過程中,因此與創新所強調的民主化、多層級、地方性等特征具有共通性,這就有了彌合創新與治理之間原先存在的“大膽創新,事后治理”的時空斷裂的可行性。現實案例中,新一輪科技革命正在促使全球城市向“智慧城市”轉型,這里存在一個普遍的認知偏差,認為人工智能是城市治理的有效手段,殊不知任何一項技術創新本身及其對新生態的介入都需要匹配的治理框架,這已經成為大多數城市轉型失敗的最大障礙。城市治理極其復雜,各種機構與利益攸關方群體的多維生態系統往往受到利益沖突的干擾。因此,城市的智慧化需要一個適當的治理系統來聯結所有的原型主體(結構與組織、角色與責任、技術與數據、立法和政策),允許知識轉移促進決策,以便最大限度地提高社會經濟和環境績效。而在這個過程中,創新機制也在發生,所有原型主體都有被重塑的可能性。

  第三,“創新—治理”文化形態的建構可以嵌入到“小生境”形態的社會實驗生態中,進行先行試驗。小生境相比其他生態位更為基礎,是“原住民”及其活動方式的集合;另外,作為一個探討演化規律的模型,其理論原則摒棄抽象,強調具體的用法規則(know-how),規范的意義不在于能被證明是普遍有效的,而是在于能否落實在具體場合的行動中。因此,這種默會實踐可以作為預防不確定性的有效措施。我們當下培育的創新文化是包括技術、制度、政策、管理、價值觀等在內的系統性創新機制,本質上就是在凝練新的規范空間,而科技創新起到了由點到面的串聯功能。不過,后常規時代的科學事業需要直接“介入”社會,所遭遇的不確定性、不可逆性、不可預測性等指控已經被證實為科學自身的根本特征,那么在此基礎上的技術創新不僅是盲目的,也給社會治理帶來了更大的負擔。治理與創新在時空界限上的消解就顯得尤為迫切。那么,我們有必要將技術創新實驗直接引入“現場”試驗區進行,技術應用的評估與治理模式、相關法律法規、技術道德場景的生成同步開展,形成一個“小生境”形態的“創新—治理”試驗情境。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專項課題“新時代中國特色創新文化研究”(18VSJ089)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浙江大學哲學系)

作者簡介

姓名:俞鼎 工作單位:浙江大學哲學系

課題:

國家社科基金專項課題“新時代中國特色創新文化研究”(18VSJ089)階段性成果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馬云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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