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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捉火花 ——陪蘇秉琦先生聊天
2019年04月17日 15:31 來源:《光明日報》( 2019年04月14日 12版) 作者:郭大順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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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1987年9月,蘇秉琦先生在研究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出土的女神像。圖片由作者提供

  20世紀80年代,蘇秉琦先生在社科院考古所觀摩遼西史前文物。圖片由作者提供

  1985年10月,作者(中)陪同蘇秉琦先生(左)考察姜女石秦行宮遺址。圖片由作者提供

 

  【守望家園】

  蘇秉琦(1909-1997)河北高陽人。新中國考古工作主要指導者和考古教育主要創辦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教授,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由他創建的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理論和中國文明起源三部曲(古國-方國-帝國)、三模式(原生型、次生型、續生型)系統觀點,在考古學界產生深遠影響。

  晚年的蘇秉琦先生愛聊天,尤其是觸景生情、逢人憶事之時。

  說是聊天,先生的話題從不離開考古學科,很少有多余的話,也很少有重復的話。

  說是聊天,卻往往是他的深思熟慮,從而時時充滿新意。

  陪蘇先生聊天,是一種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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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記憶力特強,不論是人還是事。當然更多的是那些“瓶瓶罐罐”和與考古材料有關的時間、地名、數據,甚至典型單位和器物的編號等。

  晚年由于經常是他和師母兩位老人在家,除看書以外,先生更多的時間是在靜靜思考。按張忠培先生的觀察體會,有關文獻和考古材料先生早已熟記在心,重點在“悟”!偶爾翻報紙、看電視,他也總是從中聯想到與學科有關的題目。

  先生是考古界的“尊神”(徐蘋芳先生語),時時迸發出的思想火花產生著巨大吸引力。各地考古工作者,一有新發現和問題,都愿意先找先生請教。無論到家面談,抑或寫信打電話,總是乘興而來,滿意而歸。因為先生總會毫無保留地談出他的想法,給人以啟迪。所以,他坐在家里,卻往往最先知道各地考古第一線的事情,并不斷在與大家的交流中產生新觀點。

  不過,他越來越不直接談考古,而是回憶往事,講近代史,講哲學道理,講來講去,還是要說明與考古有關的規律或理論方法。

  他愛打比喻。總是用淺顯而形象的話語將深奧的理論或概念加以提煉。比如,他將良渚文化在堆起的土墩上筑墓稱為“土筑金字塔”,把良渚遺址所在的大觀山果園稱為“古杭州”(后確認為宮城遺跡);把東山嘴和牛河梁遺址所在的建平、凌源和喀左三縣交界處譽為考古的“金三角”;用“考古資料是十三經,發掘報告是十三經注疏”來啟發各地同行重視建立系統收藏科學標本和檔案的考古實驗站;引《莊子》“庖丁解牛”的故事比喻中國考古學研究方法經歷的從“皆牛也”到“無全牛”再到“游刃有余”過程;還有大家都熟知的將中國多元文明起源比作“滿天星斗”等。

  他喜歡多人陪他聊天,但不喜歡別人打斷他的思路,卻時時在感受對方的反應,形成一種無形的溝通和默契。

  一次成功的聊天記錄,稍加潤色就是一篇高水平的論著。

  所以,陪蘇先生聊天,是一種享受。

  我是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漸有機會陪蘇先生聊天的。感覺先生也喜歡同我多談一些,這可能與我已經習慣、也較為執著、還有容易接受他的觀點有關。1962-1965年我在學校跟先生讀研究生,記得最牢的,一是研究生入學專業考題:用考古資料說明夏商周各自的主要活動地區和他們的接觸地帶;一是考古實習:含東南文化因素的洛陽王灣及山東大汶口、江浙地區新石器文化的整理。可以看出,這是先生用正在醞釀中的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理論指導教學工作,我有幸成為受益者。所以到遼寧工作后,對北方地區古文化與中原大致同步發展、相互影響的觀點容易接受。特別是1981-1983年遼寧東山嘴、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陸續發現后,蘇先生同我談話的內容越來越多,越來越廣,也越來越深。

  聊天的方式也在變換。先是在學校聽先生講座和開會時為他錄音并隨時整理出來。更多的是陪先生聊天時小心翼翼地記個提示,事后再追記整理,但這樣做許多重要的話都遺漏了。后來感覺先生對作記錄的舉動并不介意也未打斷他的思路,于是就干脆一聽先生開口說正事,就作記錄。先生似也深知我的用意,以至形成又一種默契。

  先生晚年學術思想非常活躍,尤其是各地考古成果迅速積累的八十年代前后,他的觀點發展很快。要跟上他的思路需要動些腦筋,下點功夫。我的態度和做法是:全盤接受,感受到談話中有新觀點時要有所表示,不理解的也先記錄下來,“不懂裝懂”,以后理解。只是先生在正式場合的談話有時會跑題,需要小心提示一下。有時先生也會沉默無語,似閉目養神其實是在沉思,這時只要提到最近的考古新發現、動態或觀點,先生總會又全神貫注起來,并將話題引入一個新境界。

  2  

  聊天成了蘇先生晚年學術活動的主要形式。通過陪先生聊天,把先生最新思考記錄下來,及時發表與師友們共享,更不斷對先生的學術思想有了新的理解。

  當然,與先生聊天較為集中的,是1996年初的深圳行。那是1994年秋北大考古文博學院為先生舉辦85歲生日慶祝會后,先生很希望找幾位相知相識的朋友再聚一聚,談些新課題。正在關注蘇先生學術思想的香港商務印書館陳萬雄總編輯聽說后主動作東,在深圳為先生安排了環境適合的場所。那年先生已是87歲高齡,出門要坐輪椅,但思維仍然敏捷,而且已作了“為后人要有個交代”的準備。所以,在深圳我與蘇先生整整40天的日夜相處中,或廊屋促膝,或庭院漫步,有談不完的話題。深圳之行雖然以回顧學科發展和個人學術經歷為主,卻也處處新意。不少觀點我也是第一次聽到。最近我將深圳談話記錄加以整理,發現先生那一時段集中思考的,有兩個緊密關聯的內容,一是中國考古學體系的建立;一是人類文明一元性。

  前一部分談得較多,內容大都已發表過。不過那次因離京前《尋根》雜志向先生邀稿,于是話題常從“我談尋根”展開。針對早年學界稱中華古文化為“鼎鬲文化”,先生較多談到鼎和鬲的起源:鼎、鬲要分開說,大致鼎起源于東南,鬲起源于西北,夏是鼎文化,商周是鬲文化,但商鬲與周鬲結構不同,所以,“夏商周各有各的根”;中原及周鄰的北方、東、東南、江漢至嶺南、西南等六大區系都是以當地文化為基礎發展起來的,是“各有各的夏商周”。每每聆聽先生這些講述,我就想到,以“滿天星斗”形容中國古文化和文明的起源,真是再合適不過了。

  談起尋根,不能不提到先生于1987年在《新建設》發表的短文《華人·龍的傳人·中國人——考古尋根記》。其實,先生早在30-40年代整理斗雞臺瓦鬲和50年代研究仰韶文化時,就有了追尋中華文化與文明根脈的強烈愿望,以為那是考古工作者義不容辭的社會責任。隨著80年代前后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理論創建和不斷的考古新發現,先生的足跡也踏遍大江南北和長城內外。東山嘴遺址發現后,他從這處距今五千年前、卻已具備中國傳統的南北中軸線布局的建筑群址中,意識到這是考古尋根的重大突破。于是如先生自己所言,他像是在天上盤旋的老鷹,終于在僻靜的遼西山區捕捉到中華文化與文明起源更有說服力的證據。隔年規模更大的牛河梁“壇廟冢”剛一發現,先生就提出這是紅山人舉行類似古人傳說“郊”“燎”“禘”等重大祭祀儀式留下的遺跡,并一下子聯系到明清時期北京的天壇、太廟和明十三陵,以為“它的光芒所披之廣,延續時間之長是個奇跡。”進而考證北從遼西山區與“三北”地區(冀北、晉北、內蒙古中南部和陜北),南自華山腳下的仰韶文化,以及東南沿海的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分別越過燕山南下、沿太行山及汾水北上和跨過江淮平原西進,一起或先后向晉南匯聚,碰撞出具西北與東南綜合體性質的陶寺龍山文化城址和隨葬廟堂禮器大墓這樣燦爛的文明火花。先生稱這幾處中心遺址及相連的文化路線,為中華古文化這棵大樹總根系的“直根系”。前述考古尋根一文就是上述內容的概括,所以此文以“內容的科學性”(《光明日報》1988年8月17日)被選為那年高考語文閱讀題。幾年后先生又以此為基礎形成中國文明起源的三部曲(古國-共識的中國、方國-理想的中國、帝國-現實的中國)和三模式(原生型、次生型和續生型)的系統觀點,使考古學以獨立學科“重建古史”的任務向前邁出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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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中國考古學體系初具輪廓時,又有兩項新發現納入他的研究視野:一是查海遺址距今八千年前后的玉器,一是泥河灣遺址百萬余年前的人工石制品。由此,先生將中國歷史的基本國情歸納為:“超百萬年文化根系,上萬年文明起步,五千年古國,兩千年中華一統實體。”先生的這四句話,不僅將中國歷史文化的根從五千年上溯到上萬至百萬年,而且使中國考古學體系更趨完善,還是與世界比較的結果。可見,先生在中國考古學體系建立的同時,已在思考與世界接軌的問題了。所以,從20世紀即將進入最后十年起,社會各界剛有要迎接21世紀意識之時,先生就連續在北大賽克勒博物館開館(1993年)開幕辭等多篇文章和講話中提到,中國考古學與世界接軌的新課題,認為進入新世紀的中國考古學走向世界,既是大勢所趨,也已具備條件。

  此時先生已有了更深的思考,那就是“人類文明的一元性”。在北大那次會上他談到,世界三大古文明中心-西亞北非、中國為代表的東亞、中南美,都經歷過從氏族到國家,而國家又有從古國到帝國的發展階段,這“證明了人類社會歷史的‘一元性’”。

  那次深圳之行,先生較多講到這一觀點。記得那次剛到駐地尚未完全安頓下來,先生就談道:世界各個國家、民族,差別雖然多種多樣,但“還是從一元論考慮,因為地球是獨一無二的。”隔天又說:“世界文明史一元化,指一個地球,發展階段大致同步,發展道路有相近一面,同時相互交流,并不是封閉的。”此后幾天談到這個話題時,還舉滿族為例,說清初統一多民族的中華帝國的鞏固和發展,就與以漁獵為本的滿族“長城內外是一家”的理念有很大關系,還聯系到現實如聯合國的產生和最高理想等。回京不久,先生接受香港《明報》專訪時再一次說道:“中國的歷史、世界的歷史都告訴我們,人類必將對‘地球村’的過去和未來取得共識,現實世界必將走向‘大同’”。這次專訪刊于香港《明報月刊》1997年7期,是先生發表的最后一篇著作。所以“人類文明一元性”也可視為先生考古一生中最后的學術思考。

  對于先生有關人類文明一元性的論述,我以前只作過介紹,并無深解。直到近些年,中國考古界與外界交往日趨頻繁,研究中國與域外文化交流的成果漸多,我也有機會留意和考察西方一些典型遺存并關注東西方文化關系,尤其是面臨現實世界今后走向的疑慮,對先生這一觀點才漸有感悟。我一直在思考,從以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理論指導學科研究,到提出人類文明一元性,其間有較大反差。我們該如何理解先生學術思想的這一跨越?重讀那次深圳行成果的先生專著《中國文明起源新探》,答案漸漸清晰起來。

  中國考古學體系以五千年文明起源及其來龍去脈的實證研究,以及恢復“四裔”地區在中國歷史上獨特地位為重要內容,不僅從時空范圍具備了與世界比較和討論相互關系的條件,而且突顯出中國在“地球村”中“舉世無雙”和“中國是大頭”的地位:“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像中國如此之大的國家有始自百萬年前至今不衰不斷的文化發展大系。從超百萬年的文化根系,到萬年前的文明起步,從五千年前氏族到國家的‘古文化、古城、古國’的發展,再由早期古國發展為各霸一方的方國,最終發展為多源一統的帝國,這樣一條中國國家形成的典型發展道路,以及與之同步發展的中華民族祖先的無數次組合與重組,再到秦漢時代以后幾次北方民族入主中原所形成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結構,這一有準確時間、空間框架和豐富內涵的中國歷史的主體結構,在世界上是舉世無雙的。它所提供的對在如此廣闊的國土上豐富多彩而又相互聯系的文化,作出縱、橫發展的‘庖丁解牛’式的辯證統一的研究的條件,在全世界也沒有哪個國家具備。所以,中國史在世界歷史發展進程中是大頭。”

  我曾回憶,數十年前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理論的初創,面對多年形成的傳統觀念,需要的是學術上的勇氣。在即將跨入21世紀時提出“人類文明一元性”,則是充滿了自信,是來自于對學科健康發展的自信。所以,先生曾樂觀地對我說:21世紀的考古學,我看到了。

 

  (作者:郭大順,系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名譽所長、中國考古學會常務理事)

作者簡介

姓名:郭大順 工作單位: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職務: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名譽所長、中國考古學會常務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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