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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趙建國 周德水:互聯網使用影響大學畢業生就業工資水平
2019年03月09日 09:02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人口科學》 作者:趙建國 周德水 字號
所屬學科:經濟學

內容摘要:研究發現,互聯網使用顯著提高了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工資水平,并且采用穩健性檢驗后,研究結論保持穩健。

關鍵詞:

作者簡介:

  黨的十九大提出,促進高校畢業生多渠道就業,提升高校畢業生的就業質量和收入水平,是中國未來重大發展戰略。然而,中國自實施高校擴張政策以來,大學畢業生規模不斷擴大,大學畢業生求職人數與就業崗位供給不平衡,就業形勢十分嚴峻。同時,大學畢業生內部階層固化現象日趨嚴重,就業失衡現象愈演愈烈。大學畢業生就業的主要目的,是獲得一份相對滿意的工資收入,互聯網對于拓寬大學畢業生的就業渠道起到了積極作用。因此,研究互聯網使用對大學畢業生就業工資的影響,對制定公共就業政策和提高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工資水平具有重要意義。

  大學畢業生是否使用互聯網搜尋工作,取決于使用互聯網搜尋工作所帶來的預期邊際收益,如果預期邊際收益大于信息搜尋的邊際成本,則大學畢業生使用互聯網搜尋工作是可取的,并且這種搜尋狀態會持續到預期邊際收益與互聯網搜尋的邊際成本相同時為止。結合信息搜尋理論,大學畢業生通過互聯網搜尋工作所獲得的預期目標主要有:(1)獲得與自身工作能力相匹配的工作崗位。一般而言,使用互聯網能夠獲取多樣化的就業崗位,大學畢業生獲取與自身工作能力相匹配的工作崗位將變得更加便捷。(2)獲得更高的預期收益,包括獲得更高的就業工資、獲得就業地所在城市提供的社會保障、福利待遇和子女入學便利等。(3)提升個體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積累存量,主要表現在互聯網作為信息搜尋的載體,能夠為大學畢業生提供海量的各類信息,便于大學畢業生通過網絡學習實現這一預期目標,以提高在工作城市的綜合競爭能力。

  搜尋互聯網信息資源也意味著接受網絡時代所帶來的各類成本和風險,這主要包括:(1)難以辨別網絡搜尋信息的真實性;(2)承擔較高的信息搜尋費用,尤其是對于低收入大學畢業生而言,一般難以承受長期預支的信息費用;(3)互聯網作為共享資源加劇了同行業競爭程度。在同一工作崗位網上競爭者較多,缺乏家庭社會資本和個人綜合競爭能力的情況下,也預示著信息搜尋中難以獲得個體的預期工作崗位和預期工資水平。因而互聯網使用對大學畢業生就業工資的影響究竟如何?不僅需要經驗判斷,更需要實證加以檢驗。

  本文研究發現,互聯網使用顯著提高了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工資水平,并且采用穩健性檢驗后,研究結論保持穩健。這與本文關于預期目標的理論推斷一致,主要是因為互聯網作為信息搜尋的重要渠道,便于大學畢業生獲取與之個體能力相匹配的就業崗位,這對于提高收入水平具有積極作用。同時互聯網擁有豐富的信息資源,不僅提高了對畢業生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的積累存量,也提升了搜尋工作的能力,增強了城市競爭和生存能力,利于工資的增長。

  本文的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也值得關注。相對于女性大學畢業生,男性的就業工資水平更高,這說明中國勞動力就業市場中可能存在性別工資差距。產生性別工資差距的原因比較復雜,不僅受中國傳統社會固有觀念的禁錮,也與不同職業類型對不同性別的需求程度有關;并且女性較多地受到生育事件和照料子女的約束,在家庭和事業中難以實現平衡,男性受此約束較小,導致勞動力市場中多數用人單位傾向于為男性求職者提供較高的就業工資。年齡與就業工資水平顯著正向相關,說明年齡越大的大學畢業生就業工資水平越高。年齡較大的大學畢業生具備較多的工作經驗,積累了相對豐富的人力資本,進而工資收入相對較高。

  與農村戶籍大學畢業生相比,城鎮戶籍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工資水平相對較高,這與戶籍制度導致的勞動力就業市場分割有關。與未婚的大學畢業生相比,已婚的大學畢業生就業工資水平較高,原因可能是已婚的大學畢業生會面臨一定的家庭負擔,客觀存在的壓力會促使其努力工作以提高收入來源;并且相對而言收入較高的群體也更容易結婚,因而已婚群體的就業工資更高也可能是收入較高群體的自選擇結果,伴隨著婚后夫妻雙方社會資本積累存量的進一步增加和工作經驗的進一步豐富,對工資收入的促進作用更明顯。黨員變量的系數值顯著為正,說明黨員對提升大學畢業生就業工資水平具有積極作用。此外,有長期定居城市打算的大學畢業生,就業工資水平較高。原因在于定居城市是對未來城市生活的一種美好預期,這種預期會激勵大學畢業生積極就業,努力提升人力資本積累,以獲得更高的收入,從而更好地融入城市。

  在家庭特征方面,家庭規模與就業工資顯著負相關。可能的解釋是,一方面,由于兄弟姐妹數量多降低了自身獲得更好教育的可能性,不利于人力資本的積累;另一方面,子女數量抑或是老一代人口數量較多,均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受訪者的照料成本,減少了自身的勞動供給,進而降低了家庭的整體收入。所以,大學畢業生進入勞動力市場后,家庭規模導致的人力資本和家庭社會資本的相對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獲得較高收入的可能性。在社會保障方面,有健康檔案的大學畢業生的工資水平較低,原因在于健康檔案需要一定的成本投入,并且健康投資的回報周期較長,短期內難以提升收入水平;養老保險對就業工資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新農合與就業工資的關系顯著為負,城鎮居民醫療保險與就業工資的關系不顯著,但職工醫療與就業工資有顯著的正向關系。這些結果說明醫療保險對大學畢業生的工資效應存在明顯的城鄉分割,醫療保險制度的分割是造成就業工資不平等的重要原因。

  與國有企業相比,個體工商和私營企業、股份制企業和外資企業的就業工資水平更高。其原因在于,就職于體制內的大學畢業生,一般工作相對穩定,工資水平也相對穩定,所以互聯網的工資效應難以有效發揮。就職于體制外的大學畢業生工作比較靈活,就業工資主要根據績效和貢獻確定,所以會加大對互聯網的使用強度,以便發揮互聯網的增收功能。

  此外,與遷移到市外省內的大學畢業生相比,遷移到省外的大學畢業生工資水平更高,而縣外市內遷移具有負向作用,說明遷移距離越遠越有利于工資水平的提高。這與孔高文等的研究一致。可能的解釋是,青年大學生具有積極的探索和風險嘗試精神,有較高的教育人力資本存量,相信自身能力能夠在外地獲得一份滿意工作,從心理上提高了其在外地求職的職業預期和收入的信心。同時,從社會流動視角看,大學畢業生的流入地多數是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流入地的經濟發展水平高于流出地是吸引大學畢業生跨省遷移的主要動力。因此,遷移距離越遠,意味著大學畢業生流動到經濟發展程度更高地區的可能性越大,進而對其就業工資水平的促進作用更大。區域變量回歸結果表明,與中部地區相比,東部地區的大學畢業生就業工資水平更高,而東北和西部地區則更低。這與遷移距離的解釋相似,經濟發展水平與就業工資存在正相關關系,東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大學畢業生獲得較高職業收入的機會更多;而西部和東北地區經濟發展相對滯后,在一定程度上缺少吸引大學畢業生前往就業的優越條件,所以對大學畢業生就業工資的影響效果不佳。

  本文進一步通過分位數回歸發現,互聯網使用對不同收入的大學畢業生就業工資的影響還存在先升后降的倒U形趨勢。本文認為可能的原因在于兩個方面:一是不同層次大學畢業生運用互聯網獲取的工作類型存在工資差異。對于低收入的大學畢業生而言,通過互聯網搜尋所獲取的工作崗位的工資,可能高于非互聯網搜尋獲取的工作崗位的工資;如果隨著職業提升到較高收入的工作中,由于高收入工作崗位均比較正規和規范,則是否通過互聯網尋找工作的工資差距就會縮小。二是根據微觀效用理論,邊際效用存在遞減傾向。一般而言,大學畢業生群體對于互聯網的熟悉和利用程度均相對較高,使用互聯網已成為其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對于提升其城市競爭能力和增加工資收入都具有積極作用。相對于高收入大學畢業生,低收入大學畢業生的社會資本積累及城市競爭能力相對較弱,互聯網使用的經濟效應在該類群體中會更加敏感,“邊際貢獻”會更大。流動的低收入大學畢業生屬于城市的弱勢群體,這類群體更需要努力提升城市生存能力,積累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存量,通過互聯網實現這一目標也成為低收入大學畢業生群體的理性選擇。

  從公共資源配置的角度看,公共資源配置的不平衡不充分主要體現在城鄉差異、城市發展差異和地理區域差異。互聯網作為公共資源的組成形式,對大學畢業生就業工資的影響是否存在區域不平衡值得關注。本文研究發現,互聯網使用對省會城市、東中部地區的大學畢業生就業工資具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并對城鎮戶籍的大學畢業生就業工資的影響程度要高于農村籍大學畢業生。這表明互聯網使用對大學畢業生就業工資的影響確實存在區域不平衡性,由此可以看出,中國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建設仍存在顯著差異,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建設仍需繼續深入推進。

  為了提高大學畢業生就業工資水平,縮小大學畢業生內部就業工資差距,助力推動大學生就業這一重要民生問題的解決,建議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大力打造“互聯網+大學生就業”新模式。互聯網的普及已成為社會發展不可逆轉的趨勢,互聯網具備強大的搜索功能和信息資源,能夠提供多渠道就業途徑,將互聯網的創收功能與就業有機結合,可以提升大學畢業生的綜合競爭能力,提高就業工資水平。

  第二,普及互聯網教育。推動和普及互聯網教育不僅要在大學生群體中開展,還應從青少年抓起,甚至在有條件的地區更應從小學階段就應普及互聯網教育,以真正實現互聯網發展所帶來的成果由全體人民共享,縮減由數字鴻溝所帶來的工資差異。

  第三,增強互聯網的適應性。大學畢業生內部結構比較復雜,不同學歷群體和不同收入水平對互聯網需求的內部差異較大,應強化互聯網應用的針對性。對于專科學歷畢業生,應強化“互聯網+技術應用”模式的推廣;對于本科生應建立“互聯網+理論與應用”模式;對于研究生應推行“互聯網+理論+應用+科研”模式。多樣化和多層次的“互聯網+”模式能夠滿足不同層次大學畢業生的不同需求,真正發揮互聯網對經濟發展促進效應。

  第四,加快推動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建設。互聯網作為新事物雖然得到了快速發展,但正如本研究發現的一樣,互聯網對不同城市類型和區域經濟發展的促進效應存在差異。這就要求加快推動互聯網基礎設施建設,將互聯網資源向多數非省會城市及西部地區傾斜,有序推動城鄉之間、區域之間、城市之間互聯網資源配置的均等化。

 

  (作者單位:東北財經大學。《中國人口科學》2019年第1期,中國社會科學網 張文齊/摘)

作者簡介

姓名:趙建國 周德水 工作單位:東北財經大學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張文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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