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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法:訴諸戰爭權與戰時法
2019年04月17日 11:01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李明倩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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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爭法主要包括兩方面的內容:訴諸戰爭權(jus ad bellum)與戰爭期間法(jus in bello),前者關乎戰爭目的的合法性,后者又稱為戰時法,主要調整交戰過程中的個體行為,對戰爭手段和作戰方法做出必要的限制。

  戰爭權:戰爭合法性

  訴諸戰爭權和戰爭合法化的證成一直是學者們關注的焦點。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宗教是發動戰爭最為充分而正當的理由。基督教教會中的正義戰爭思想與訴諸戰爭權關系密切。奧古斯丁將“正義戰爭”與否的判決標準溯于上帝,認為個人對“正義戰爭”與否的判斷標準取決于作為終極裁判者的上帝。

  奧古斯丁關于“正義戰爭”的論述被《格拉提安教令集》所吸納,成為教會法的重要內容,并為后世的神學家、教會法學家所重視和發展,其中最為著名的當屬經院哲學家托馬斯·阿奎那。他明確提出關于正義戰爭的三個基本條件:第一,權威正當,即必須由有權宣戰之人提出,私人爭斗不在此列;第二,理由正當;第三,目的和意圖正當。如此,阿奎那在基督教道德的框架內進一步承認了戰爭的合理性,并提出訴諸戰爭權只局限于個別主體,在一定程度上構建了權威的等級次序。秉承類似觀點的教會法學家們認為,教皇當然地具有訴諸戰爭權。

  隨著教會權威及其教諭力量日漸衰微,世俗政治實體開始為自己發動戰爭、追逐利益的行為尋求合法化依據。強調國家權威與現實主義的馬基雅維利主張戰爭權跳脫出宗教的束縛,強調戰爭的世俗性,提出“必要的戰爭就是正義的”,“每一個主權實體都可以決斷戰爭發動的情勢”。西班牙經院哲學家阿亞拉、維多利亞、蘇亞雷茲、貞提利以及17世紀著名法學家格勞秀斯也都把正義戰爭學說運用到國際法中。格勞秀斯關于戰爭權的思考對于近代國際法的發展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他延續了正義戰爭的理論傳統,強調正義戰爭最重要的先決條件是具有正義的理由,同時擴充了正義理由的內涵,認為正義戰爭是為了維護和行使自然權利而戰,即使沒有上帝明確的指示,也可能是正義的。此時,國家尚未完全壟斷戰爭權,武裝沖突發生在家族間或城市間,格勞秀斯以戰爭主體為標準,將戰爭分為公戰、私戰和混合性戰爭,強調只有公戰,即擁有主權者進行的戰爭才是合法的戰爭。

  此后,正義戰爭對訴諸戰爭權施加的限制性條件不斷被打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使人們對戰爭的態度發生了轉變。對于戰爭權的強調和戰爭合法性的證成逐漸轉向如何限制武力甚至禁止戰爭。1928年《關于廢棄戰爭作為國家政策工具的普遍公約》(《凱洛格—白里安公約》)首次嘗試放棄以戰爭作為國家政策的手段。雖然該條約在實踐中作用甚微,但是奠定了和平解決爭端、禁止使用武力的基礎。

  戰時法:作戰形式與方法的限制

  戰爭法的另一大組成內容是戰時法,它包括對戰爭開始與終結的規定,以及武裝沖突中的人道主義法。這些規則通過限制交戰方選擇戰爭樣式、戰爭手段的權利來保護那些可能受到戰爭影響之人的人身安全與財產安全。

  戰爭的開始,意味著各交戰國之間的關系由和平關系轉入戰爭關系。在交戰國雙方戰爭正式爆發之前,一方或雙方要進行宣戰,使對方和中立國獲悉戰爭狀態的開始。1907年《海牙第三公約》又稱“關于戰爭開始的公約”,明確規定開戰前應該宣戰,“除非有預先而明顯之警告”,否則不得開戰。而“宣戰”制度的規定在古希臘時期就已存在。在古希臘,沒有宣戰儀式則不能開啟正式的戰爭,必須進行隆重的宣戰儀式。古羅馬對于宣戰也有特殊規定。由專門的祭司負責管理在締約、宣戰等事務中的宗教儀式。古印度《摩奴法典》也強調,戰爭開始前應該發出最后通牒,此后才能正式宣戰。

  一般認為1864年第一次日內瓦會議的召開以及第一部《日內瓦公約》的通過標志著近代戰爭法的誕生,但1863年的《利伯守則》是首次將既有戰爭法規匯總并適用于作戰部隊的法典化嘗試。出生于普魯士、后移民到美國的弗朗西斯·利伯奉命在美國內戰期間編纂一些守則來規制聯邦軍在戰場上的行為。因此,這部《美國軍隊戰場指南》也被稱為《利伯守則》。它共157條,旨在規制軍隊在交戰中的行為。如第11條規定,“戰爭法不僅禁止在戰爭期間與敵方交涉時的殘暴與欺騙行為;而且禁止破壞和平時期雙方莊嚴締結的條款。禁止在締約之后仍繼續派遣軍隊,以及公然準備戰爭。戰爭法禁止為了個人利益進行敲詐或從事其他交易,禁止私人復仇行為以及對這些行為的默許或縱容。相反,需要嚴懲觸犯戰爭法的犯罪行為,尤其是那些軍官所為的犯罪”。有南方邦聯軍隊的指揮官因對北方聯邦軍隊戰俘施加暴行而被認為違反了《利伯守則》,被判處死刑。

  首部普遍適用的人道主義條約是1864年的《日內瓦公約》。親歷索爾費里諾戰役的銀行家亨利·杜南撰寫了《索爾費里諾回憶錄》,提出三項建議:(1)各國應該建立志愿者組織,和平時期積極準備作為戰爭醫療服務的輔助提供機構;(2)各國應該通過一項國際公約,承諾對軍事醫院和醫療人員提供法律上的保護;(3)設計一個國際性的標識,用以保護醫療人員和醫療機構。三項簡短的建議具有深遠而持久的影響。第一項提議促成了各國紅十字協會的形成,第二項建議催生了《日內瓦公約》的形成,第三項建議形成了紅十字的標識。

  《日內瓦公約》誕生后,戰爭法又有了顯著發展。受人道主義法保護的戰爭受害者的種類和范圍不斷擴大,不僅包括戰爭中的傷兵,也包括孱弱生病之人,不僅包括占領區中的平民,甚至將所有平民都囊括進來。此后,對于作戰方法和作戰手段的限制逐漸增多。1868年的《禁止在戰爭中使用重量在 400克以下爆炸性投射物的宣言》(《圣彼得堡宣言》)提到:“戰爭之行動應服從人道之原則,故需限制技術使用之范圍。”1899年和1907年海牙《陸戰法規和慣例章程》中更明文規定,對各交戰國用何種手段傷害敵人的權利加以限制,并且列舉了禁止的戰爭手段。1949年《日內瓦公約》以及1977年《附加議定書》的通過,不僅重申限制戰爭手段這一基本原則,而且更加強調人道主義保護,使傳統戰爭法對軍事法的關注轉向對人的關注。

  “文明”不僅來自西方

  歐洲社會對近現代戰爭法的影響深遠,但很多戰爭法規則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和文明地域中均有體現。例如,非洲一些地區早有涉及宣戰的具體規則。《摩奴法典》已有規定限制敵對雙方在交戰過程中使用的方式和手段。如“不得殺死或攻擊熟睡的敵人、丟盔棄甲的敵人、哀求饒恕的敵人、赤身裸體的敵人、狼狽逃竄的人”。“在對敵作戰時,不要使用奸詐的武器、帶菌的箭、毒箭和燒紅了的箭頭去殺死敵人。”相比之下,古希臘的戰爭法規可沒有如此“人道主義”。古希臘人沒有戰士與非戰士之分。在攻占敵人城市時,屠殺居民(包括婦女和兒童)被認為是合法的。

  《司馬法》更有具體的戰時法規定,如“喪亂不伐”,即兩國交戰之時,若一國國君亡故或者國內發生內亂,另一國必須停止戰爭不能乘人之危;又如,“處險不薄”,即當敵國軍隊處于危險境地的時候,不應該攻打。“入罪人之地,無暴圣祗,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燔墻屋,無伐林木,無取六畜、禾黍、器械,見其老幼,奉歸勿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醫藥歸之。” 也就是說,進入敵人的國家,不能施暴于圣廟這樣的地方,不可以打獵傷害農業,不可以破壞建筑物,不能焚燒居所,不能砍伐林木,不可以搶掠六畜、莊稼和其他器械。如果見到老幼,不要傷害,要給他們送回家。遇到壯年人,只要他不動手,絕不把他當作敵人。如果遇到對方受傷的戰士,要給他治療并送回家。盡管這些規定難以擺脫抑或“迂腐可笑”,卻不乏是“文明”的另一種體現。當然,戰爭法規則的形成未必從一開始就是出于人道主義原因,有些規則純粹是出于經濟原因的考量。例如,“禁止在水井中投毒”是因為交戰雙方旨在擊敗對方后,在占領區進行經濟掠奪。“禁止殺戮戰俘”是為了留作奴隸,或者方便交換本方戰斗人員。

  (作者單位:華東政法大學外語學院)

作者簡介

姓名:李明倩 工作單位:華東政法大學外語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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