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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案裁判理念的歷史變遷
2019年04月17日 09:53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谷楨 字號
關鍵詞:冤案;司法制度;刑事司法;證明標準;疑案裁判;刑罰;選擇;證據;錯覺;期貨

內容摘要:疑案裁判是一道歷史性的司法難題,技術上體現為如何把握恰當的證明標準。雖說“不枉不縱”是刑事司法的最高理想,但也只是理想而已,不可能也不應該成為現實的制度目標——“不枉不縱”固然可喜可賀,但因此導致司法成本的無限攀升卻是深重的社會災難。傳統漢語中只有“冤案”的概念,沒有“縱案”的概念,這一事實似乎表明,“重冤輕縱”的刑事司法理念古已有之,與此相應,“疑罪從無”從來不是一個現代司法理念,古人也懂得“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更深一層看,現代司法強調“疑罪從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發達的信息技術和龐大的刑偵預算做支撐的,而這意味著,與古代司法相比,現代司法者更有條件而不是更有意愿做到“疑罪從無”。

關鍵詞:冤案;司法制度;刑事司法;證明標準;疑案裁判;刑罰;選擇;證據;錯覺;期貨

作者簡介:

  疑案裁判是一道歷史性的司法難題,技術上體現為如何把握恰當的證明標準。在中國古代的刑事司法制度中,尚不存在制度化的證明標準。而所謂“鐵證如山”或“人贓俱獲”,通常只是修辭意義上的,并且充其量反映了一種關于證明標準的樸素認識。雖說“不枉不縱”是刑事司法的最高理想,但也只是理想而已,不可能也不應該成為現實的制度目標——“不枉不縱”固然可喜可賀,但因此導致司法成本的無限攀升卻是深重的社會災難。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實質正義才被程序正義取而代之,成為司法制度的現實追求。

  但只要認定“不枉不縱”遙不可及,那么理論上就只有兩種替代性的制度選擇:一是寧枉勿縱,即“疑罪從有”;二是寧縱勿枉,即“疑罪從無”。前者會導致錯誤定罪,難免制造冤案;后者則會導致錯誤定罪,難免制造“縱案”。司法裁判以及司法制度就必須在兩者之間做出選擇或至少尋求妥協。傳統漢語中只有“冤案”的概念,沒有“縱案”的概念,這一事實似乎表明,“重冤輕縱”的刑事司法理念古已有之,與此相應,“疑罪從無”從來不是一個現代司法理念,古人也懂得“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既要控制冤案損失,又要保持刑罰的威懾效果,而在兩者不可兼得的條件下,“疑罪從輕”就順理成章地成了妥協的產物。

  在何種程度上把握冤案和縱案的裁判比例,宏觀上取決于社會現實的壓力以及由此塑造的司法意識形態(比如“治亂世,用重典”);而在操作層面上,則取決于如何界定疑案裁判的證明標準;在制度層面上,就體現為證據法規則的苛刻程度。而在物質和技術因素的推力之下,司法者對疑案裁判的認知和理念經歷了漫長的歷史變遷。

  在古代,刑事司法裁判通常適用“疑罪從輕”,就與當時國家財力不足有關。受制于財政預算的剛性約束,古代社會無力供養龐大的官僚體系,也因此無力做到司法和行政的嚴格分權。但只要“行政兼理司法”,就不可能組建職業化的司法官員,也因此很難形成穩定的、可預測的證據法規則和疑案裁判的證明標準。此外,由于信息技術落后,古代司法者缺乏偵破案件和搜集證據的有效手段,也因此很難控制錯判的風險。如果疑罪從有,就難免冤案叢生,乃至民怨沸騰;而若疑罪從無,則又會導致大量罪犯逍遙法外;倘若刑罰的威懾效果被嚴重侵蝕,甚至可能釀成統治危機。

  面對這種兩難選擇,古代司法決策者被迫采用降低證明標準、降低證據審查標準以及擴大類推的適用范圍等方式來控制縱案數量并降低司法成本。尤其在審理殺人、反叛等重大犯罪時,司法者更可能選擇“寧枉勿縱”,必要時還不惜使用大規模的刑事連帶責任(株連或連坐)。受制于物質技術條件,“疑罪從輕”對于古代社會的司法者來說不啻為一種理性選擇。實際上,即使在現在刑事司法制度中,“疑罪從輕”依然頑強存活,辯訴交易就是一種改頭換面的“疑罪從輕”。

  對于為什么司法應該堅持“疑罪從無”,常規性的解釋是,政府擁有豐富的檢控資源,因此在控辯格局中占據優勢地位。但除此之外還有其他更重要的理由,冤案的社會損失可能遠甚于縱案。盡管這個結論是猜測性的,畢竟我們很難對冤案和縱案的社會損失進行精確比較,但兩者給國家和政府帶來的成本卻是顯而易見的:冤案一旦被發現,重審、賠償、媒體曝光和社會譴責等各種麻煩就會接踵而至;而相比之下應對縱案就省心得多,政府或警方只要繼續采取行動,或表達繼續偵破案件的決心,就足以算得上亡羊補牢了。

  關于冤案和縱案的比較,我們可以確認的是,縱案的一部分社會成本屬于“期貨”,因為被錯誤釋放的罪犯在未來是否繼續犯罪是不得而知的,而冤案的社會成本——無論是受害人承擔的(比如屈打成招以及牢獄之災),還是政府承擔的(比如形象損失以及各種救濟措施)——卻全部屬于“現貨”。期貨與現貨作比較時,前者是要按貼現率折算的。此外,我們還可以確認,在社會心理的層面上,冤案會比縱案造成更大的社會恐慌,因為人們很容易感知冤案的危害,而不容易想象縱案的危害。雖然這種社會心理會制造錯覺,但錯覺消除之前,法律決策者就必須尊重這種錯覺。

  更深一層看,現代司法強調“疑罪從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發達的信息技術和龐大的刑偵預算做支撐的,而這意味著,與古代司法相比,現代司法者更有條件而不是更有意愿做到“疑罪從無”。社會很少缺乏變革的意愿,但經常缺乏變革的條件。同樣的情形,現代司法禁止刑訊逼供,禁止有罪推定,倡導保護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的人權,與其說是觀念發生了變化,不如說是條件發生了變化。所謂文明,在很多時候就是國家和社會有條件拒絕去做一些令人于心不忍的事情。

  在科技進步和經濟增長的巨大推力之下,冤案和縱案的邊際均衡點發生了位移,這一事實導致了刑事司法制度的變遷。盡管人性中的貪婪和野蠻根深蒂固,沒有人不想獲取別人的財富和資源,但只要購買的價格比掠奪的成本還要低廉,戰爭就能避免。只要國家擁有裝備精良的軍隊,能夠輕而易舉消滅反叛武裝,酷刑就有條件廢除。如果國家有能力建造足夠數量的監獄,減少死刑和廢止肉刑就可以提上日程。如果納稅人有能力供養足夠數量的警察,并且有能力讓他們掌握高科技的偵破手段,設計和實施精致法律制度和嚴格司法程序的障礙就能基本清除。

  如今我們確實可以放心大膽地倡導“疑罪從無”了,這當然是因為我們有能力縮小疑罪的范圍了。只要絕大多數犯罪都能做到證據確鑿,極少數量的疑罪即使從無,也不至于嚴重侵蝕刑罰的威懾效果。但即便如此,“疑罪從無”也不是絕對的,畢竟“排除合理懷疑”不等于“排除一切懷疑”,只要超出了“合理懷疑”的邊界,刑事司法依然要朝有罪或罪重的方向去做推定判決。

 

  (作者單位:中國海洋大學法學院)

作者簡介

姓名:谷楨 工作單位:中國海洋大學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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